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学者建院２０周年回眸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名家特稿

　　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学者建院２０周年回眸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２０周年来，出精品、出人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风范增光添彩。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线索，本版刊出这组特稿，以示纪念和祝贺。
以科研工作为中心，不复“阶级斗争为纲”
汝信（副院长）：请回想一下１９７７年刚建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吧。当时“文化大革命”那场空前的浩劫才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教育、科学、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我院的前身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经过“四人帮”的文化专制统治的摧残，更是满目疮痍，问题成堆。科研工作长期陷于停顿，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由挑动群众斗群众所造成的派性严重存在，而在当时人数仅有２０００的原学部各种冤假错案竟达数百件之多。正是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以原学部为基础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任命胡乔木同志为第一任院长。这充分说明了党对发展社会科学的重视，以及对原学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
吴介民（原社科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重点转移，就是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要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中心。工作有无成绩和成绩大小，最终体现在科研成果上，看是否提供大批质量高的科研成果为现代化服务。
向科学进军，社会科学要走在前头
温济泽（原研究生院院长）：我是１９７８年１月调到社会科学院的。这要感谢胡乔木同志对我的信任。我于１９５８年在广播事业局被错划为右派，后来摘了帽子，但没有恢复党籍。乔木同志一再要我先来社科院工作，再解决党籍问题。
３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要社科院派１０个人去参加，院党组织决定我当团长。１８日下午大会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郭沫若带着病、罗瑞卿有人搀扶着、高士其坐着轮椅也上了主席台。这是十年动乱之后科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奏国歌时，不少人激动得流了泪。
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
分组讨论时，发言极为踊跃和热烈。一位８２岁高龄的老专家说：“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８２岁倒过来，当作２８岁来过。”钱三强、马大猷等老朋友握着我的手说：“向科学进军，你们要走在前头！”这句话表示了他们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切期望。
那时，还有许多冤假错案尚未平反。我迫不及待地写了要求恢复党籍的报告，请乔木同志转中组部。乔木同志和几个同志写了对我的错案应予复查的信一并送去。胡耀邦同志很快就批下来了，恢复了我的党籍。我是中央机关第一个改正的“右派分子”，有人把我说成“春天第一燕”。
陋室中讨论真理标准
赵凤歧（哲学所研究员）：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很快发展成为全社会范围的一场大讨论。
当时，我在社科院哲学所主持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工作，同我一起主持这个研究室工作的还有夏甄陶、夏澍等同志。作为哲学所负责人，邢贲思同时担任《哲学研究》主编，我是编委，陈筠泉主持《哲学研究》日常工作。党校系统的韩树英、高教系统的肖前和我（社科院系统）共同主持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在那场讨论中，我们利用各种机会，以研究所、研究会、编辑部等各种名义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记得那时经费很困难，只好因陋就简，借用兄弟单位的会议室和学生宿舍解决会场及住宿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哲学界同事都很体谅我们的苦衷，虽然宿舍条件很差，还兼作小会议室，但大家都毫无怨言，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讨论。与会同志回到各地后，又以哲学学会、编辑部、教研室或教学部等各种名义召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会，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我们研究室集体编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出版后在短短的时间里竟发行了１０００余万册。
时光流逝，二十年回眸，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已载入史册。但如果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加以反思，只要悉心体察，人们仍然可以听到近２０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场大讨论的回声。
廿载光阴半部书感天动地学者情
蔡美彪（近代史所研究员）：回顾我自己２０年的经历，不能不感到惭愧，因为廿载光阴，我只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半部著作，即《中国通史》的第五至第十册。我自１９５２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在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同志从事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著。范老完成本书前四册后在１９６９年病逝。我院建院前夕，我受组织上委托，主持编著未完成的后六卷。本院建立后，这项工作得到胡乔木院长和胡绳院长的关怀与鼓励，又得到有关领导和有关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济所和文学所的专家直接参加了本书的编写。考古所、历史所也为本书提供图片、检阅书稿，给予过许多帮助。此外，我们还得到院外高等院校教授们的通力合作。只是由于我作为编著此书的主持者力不从心，以致拖延甚久，直到１９９５年才完成原计划的十卷本全帙出版。廿载光阴只是成书半部，不能不说成果太少。廿载光阴，协力耕耘，也深感成书之不易，它需要参加者团结合作，坚持既定目标，不见异而思迁，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可稍有懈怠。这不仅要求研究者持之以恒，也还要求具有得以持续工作的安定的环境。我院建院以来的２０年间，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良好条件。
甲骨丰碑铸青春忽已逝
孟世凯（历史所研究员）：荣获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奖、中国图书奖的《甲骨文合集》是一部集８０年代以前商代甲骨文大成的专书。精印８开本的１３册《甲骨文合集》图版于１９８２年出齐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扬。虽然８０年代末印第二版时国内售价已近万元，仍供不应求，目前正拟印第三版。
这部大型著录书中，有着编辑组全体同志付出的几十年的精力和智慧，多数同志为此贡献了青春。
《甲骨文合集》是１９５６年订“１２年远景规划”时列入历史学科的国家项目。１９５９年拟定具体计划，由郭沫若主编。１９６１年４月编辑前期工作启动。一年后，因农村社教，编辑处于半停止状态。１９６４年才继续从各地搜集资料。为了加快进度，当时编辑组的７位同志除胡厚宣先生外，全都学会自己墨拓，两年中除轮流参加农村社教外，分赴各地的收藏单位墨拓甲骨。当时去外地，交通、住宿条件都较差，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在各单位大力支援下，墨拓工作十分顺利。正当要进入《合集》图版编排工作之时，那场“革”文化之命的运动开始。同志们冒着顶撞罪名抬出“请示郭老”，才保住甲骨研究资料，没被当成废纸处理。
１９７２年从干校回京后，执行极左路线的人不让搞科研，同志们只得自动转入“地下”开始工作。十几万个号码，又得重新熟习。大家仗着年轻、记忆力还强，用了不到两个月就走上轨道。１９７４年因郭老过问《合集》编辑之事，当时的领导才着慌。为了加快速度，又先后吸收一些同志参加。到１９７５年，编辑组由７人扩大到１５人，又先后分批外出补拓甲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合集》首册出版，这对大家鼓舞很大。主编郭老和参加全过程编辑的桂琼英女士虽然在此前夕已辞世，但也可以告慰他们了。
至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合集》第十三册出齐。当时国内外一些报刊评论说：这不仅仅是殷墟甲骨文资料的著录，也是对８０年来出土甲骨文资料的研究。因在编排上有分期、分类，没有全面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科学的编排。这是一部甲骨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此时一半同志已进入中老年，但他们仍在默默从事《合集》释文与附录的编写。至１９８５年，释文与各种附录才基本完成。
租赁校舍培养出的首届研究生
杨义（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２０年，我和它结缘１９载。开始，是以学生身分与它结缘的。
建院伊始的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是成立研究生院。这无异于给它开通了一股人才活水源。我们这些当年第一届的研究生，至今犹相互戏称为“黄埔第一期”。说实在的，除了社科院储有一批硕学宿儒充任导师之外，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组建研究生院的条件。校舍是租用北师大和十一学校的三、四层楼房，七人一室，比起我们毕业后才在望京路拔地而起的研究生院高楼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种“借窝下蛋”的建校方式，却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自己人生方式的历史机遇。一位多年未见的前辈疑惑地说：“你就是石化总厂的那个杨义吗？你已经是第二个杨义了。”我之成为“另一个我”的历程，是从那间狭窄拥挤的寄宿舍开始的，是从自行车上拎着书包，奔忙于北师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文学所图书馆开始的。在唐、王士菁等导师的指点下，我博览现代文学书刊，使之与我工厂时代通读过的《资本论》、《左传》、《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等大书形成了学术之流，在研究生毕业后的１０年间，即“流”出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包括曾经引起学界注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它赋予一个学者的胸襟、眼光和魄力，是一些地方性教学科研机构所难以达到的。这里有一种潜在的东西，使你欲罢不能地关注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国意义，甚至世界战略。
超前研究为现实服务
田雪原（人口所所长）：人口学属于边缘和交叉学科，除基本理论外，具有很强的实证研究性质。尤其在中国，人口多是基本国情中的最主要特点之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许多属于发展战略问题，超前研究很有必要。２０年来，笔者通过亲身经历，对此颇有感触。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少数从事人口研究学者６０多人，共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大计。会议组织者委托我起草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后改为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在起草、讨论、修改中度过一个多月；但有机会直接参与国家决策，使科研成果派上用场，亢奋也就驱散了疲劳。座谈会讨论很好，大的问题上取得共识；也有一些分歧，特别是对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生育一个多长时间为宜争论较大。据此，会议组织者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一专题研究报告，作为附件放在正式报告之后。我在《建议》附件中运用过去人口预测等研究成果，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非权宜之计等等。这一设想不仅为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同，对生育政策的制定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不负大好时代写下传世宏著
刘吉（社科院副院长）：２０年前，中国社科院诞生了。她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的一个标记。２０年来，她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以及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提出背景材料和建议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有足够理由充满激情地祝贺她２０岁大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只有尚未认识的东西。科学的基本任务正是探求未知、认识世界。因此，科学无禁区，有无限的天地让我们的科学家们自由驰骋。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个全世界独具特色的研究机构，学科齐全，人才荟萃，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敢于研究大科学问题，去夺取科学之高峰，不负振兴中华好时代，写下传世之宏著！不觉心潮澎湃，情长纸短，凑上四句：
十年磨一剑，廿载一代人；代代进一步，何愁不飞腾！
（标题为本版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