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一点治学之道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讲究一点治学之道
刘兰芬
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对于有五千年文明史、饱受百多年屈辱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极其伟大而辉煌的历史时代。与此相适应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理论有大提高、大发展、大建树的时代。生活在这一时代的理论工作者责任重大。那么怎样才能不负时代和人民所望，为伟大时代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呢？这就必须遵循理论发展的规律，讲究一点治学之道。
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学者都非常看重治学之道，其中，首推“立志”。明代大学者王守仁提出做学问的四个要点：“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第一条就是讲“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能旷废隳惰，玩岁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当代对王守仁的功过虽然评价不一，但他把荒废学业，虚度光阴，最后一事无成，首先归于“志之未立”，还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搞理论研究，也应该从“立志”做起立志于丰富、完善和发展科学理论。
发展科学理论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修正性发展，对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给予修正，如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二是继承性发展，对已有的科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丰富和发展，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就是对我们党过去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继承性发展；三是创造性发展，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等等。以上不论哪一种形态的理论发展，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都要下决心搞好。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发展理论的基本途径，是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古人做学问，不但强调“读万卷书”，而且强调“行万里路”、“读无字书”，即深入实践，了解社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用的学问。诸葛亮当年舌战群儒时，特别嘲笑了那些“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清初一些学者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深感“空谈误国”，于是大力提倡“实学”，主张“经世治用”。在今天，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离开社会实践，离开科学地说明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都将是没有出息和出路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研究者与社会的对话，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是个人的自言自语。努力选择那些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重要意义的课题，带着问题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这应该成为做学问的基本要求。
科学研究是探求未知领域真理的工作，其显著特点在于创造性、创新性。创造，是发展的基本形式；创新，才有可能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之“新”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大处说，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对科研人员来说，则取决于他丰富的知识和创造性思维。古语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搞科研，首先得学会善于从“无疑”处生“疑”，通过一系列分析、综合等思考过程，逐渐释疑。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自古以来做学问就是一件清苦的事，有时还会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它终归是一项大有益于社会的崇高事业，所以从古到今都有数不清的学子无怨无悔地为它奉献着一切。中国古代的学问家历来讲究“先苦后甜”，肯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注重身后之名和长远社会效益。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理论工作者不要“目迷五色”、“心浮气躁”，而应该在通古博今中看清世态，看透名利，不为名利所累。重要的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学问，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去写好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