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杨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人民陪审员杨宏
赵威侯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七十五条
北京市前门区建筑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前门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油漆工杨宏，在不久以前，被推选为前门区人民法院的陪审员。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会见了他，并听他谈到担任人民陪审员以来的感想。
杨宏把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看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但可以把案件审理得更好，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充分表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
杨宏今年五十一岁。他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在旧社会受尽反动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欺凌。在那时候，法律是劳动人民的枷锁，法院是专为镇压人民而设立的。人民的人权随时都会受到侵犯。杨宏从十五岁起就当了油漆工。那时候作这行手艺，并不是天天有工可做。好的时候，每年也不过有七、八个月的活，稍微差点，逢年过节，就要当卖东西。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的一年，他没有活干，拉了三个月的排子车。有一天，他正拉着车子穿过马路，警察说他拉得慢了，朝着他的肩上就是一木棍。警察、宪兵、特务，随便打人，那时是常有的事。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杨宏又长期没有活做。他和师弟王文斌靠卖水果糖勉强过日子，一天，他正在东单栖凤楼西口，忽然瞧见有许多人围起王文斌。他赶过去一看，只见一个伪军揪着王文斌的后领，另一个伪军捉着他的胳臂，连推带拉带走了。王文斌瞧见杨宏，像见了亲人，大声急喊道：“大哥！你快给我家里捎个信吧！”杨宏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会事，就紧跟着走，最后看见王文斌被带到一个大院子里。杨宏刚要往回奔，才不几步，迎面一个便衣特务横道拦住，冲他问道：“干什么的！”他答说是卖糖的，刚才被捕的那人是师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特务不由他分说，把他也带进了大院。他一进院，就听见里屋吵吵嚷嚷，发出劈劈拍拍的打嘴巴的声音，王文斌哑着嗓子在呼唤。他知道王文斌挨打了。不多一会，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里屋出来，指着他问：“这是谁？”特务回答说：“是一道的！”军官说：“全不是好东西！给我打！”那个军官说完这话就走了，里面又出来一个人，盘问了他一阵，随后把他放走了。王文斌挨关了一夜，他家里花钱请了客，才被放了出来。释放时，那些特务还叫他签名盖章证明他没有挨打。这个随便捉人打人的机关是什么呢？杨宏后来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什么后方医院。王文斌被打了一顿，以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那恶人横行的鬼蜮社会，多少善良的人们都有相同的遭遇，人民的人身自由毫无保障，更不用说其他了。
可是现在，就是这同一个杨宏，由于他的正直的为人和对工作的热情，他受到人们的尊敬。他担任了人民陪审员的工作。他举出了一件他最近陪审的民事案件来说明他的工作情况。审判之前，法院先介绍案情。原告是北京市汽车第一修理补胎生产合作社。这个生产合作社接受了本市新市区区联社的一辆汽车的修理工作。这个生产合作社雇了被告张贵云来修理马槽部分。张贵云不会做，结果做坏了。但原被告双方把马槽装好，想蒙混车主。车主查出后，让原告另外雇工重新做过。原告受了损失，说这是被告张贵云做错的，要求张贵云赔偿这种损失。杨宏听了案情，心里没有底，不能确定如何审理这个案件。他想，陪审员不是摆设，不能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如果在审判时不了解详细的案情，就作不出正确的判决。于是他提出要下去调查研究一番。法院开了介绍信，当天中午十二点钟，他就到原告地点，进行调查访问，又看了看废料。到开庭时，被告张贵云起初不承认自己有责任。杨宏说：“咱们工人做事不能马虎。把工作做坏了，当然有责任。如果自己不会作，就不应当承担。”被告张贵云还不愿意承认错误，说：“我是照猫画虎。”杨宏反驳说：“你不是这一行的，怎能画得成呢？”他并且向张贵云解释说：我们工人作事情一点也不能马虎。比如把马槽作坏了，质量很差，就不应该随着原告交货，欺蒙车主。幸亏是发现了，不然的话，汽车装人载货，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就更大了。”经过杨宏的耐心解释，张贵云真正想通了，承认自己确有责任。
可是原告要求和被告平均负担赔偿的损失，九十万元损失费每方出四十五万元。杨宏认为这不合理。在和审判员共同讨论如何判决时，他提出理由说：“原告和车主订立了合同，而原告雇了外行人来承做，就有很大责任；明知道没有做好，而不返工重做，还想哄瞒车主，这更要负主要责任。让张贵云赔偿一半的损失，是不对的，那样就分不清责任的主要次要。”讨论结果，共同决定张贵云赔偿返工工价二十五万元，约四分之一强。最后，判决书写成了。但当时杨宏忘记了签名，法院还特地派人送回判决书请他签名。杨宏谈到这里，他突然朝我问道：“你知道这种权利是那里来的？”他立刻又严肃地自己回答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争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