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自立觅新途——天津再就业记事 [复制链接]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自强自立觅新途
——天津再就业记事
本报记者傲腾
再就业为何这样难
沿着弯曲的海河，台儿庄路在绿树与百花的簇拥下随海河向前延伸，成为天津的一道风景线。与这道风景线不大协调的是另一道“风景线”——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下岗待业者的队伍。在这条路上劳务介绍场所一家挨着一家，招聘广告密密麻麻：会计、司机、导购、文秘、厨师、美容师……岗位不少，可是限制也不少，年龄、专长、性别、容貌、学历等等，真正能对号入座者寥寥无几。
天津目前类似的职业介绍所有１００多家，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尽了力。天津的经济发展近年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以开发区为龙头的滨海新区和蓬勃发展的城乡结合部，正在成为天津经济的新增长点，为更多的待业者拓宽了就业之路。市政府十分关心下岗者，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条文，实施再就业工程。仅去年一年就培训下岗人员１５万人，再就业安置近２２万人。
然而，仍有６万余名下岗者嗷嗷待哺。随着改革的深化，还会有更多的下岗者出现。
温州人畅谈择业观
天津河北区的“温州城”，是以温州人为主的聚居区，这里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方圆不足２公里的低矮平房区，容纳了他们２万多人。他们出高价租上几间房子，既过日子，又当作坊、办公室、销售店。干服装业的彻夜灯火通明，备料、加工、包装；白天批发、零售。据说，外地人占据了天津市的７０万个岗位，每年赚走的钱达２０亿元之多。
温州贩衣服的个体户余维亭说：“天津这个地方好做生意，信息灵通，进出口交易会一年就有好几次，全国各地的服装款式在交易会上汇集，各国商人前来看样订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全国乃至世界上流行的样式、料子。我去年来天津因人生地不熟，实际赔了５万元，但我看好天津，今年出２．４万元在商城租了最显眼的柜台。”说着介绍身边从天津煤气公司下属厂的科长位上下岗的陆良玉。陆良玉说：“他们人生地不熟，开销大，门路少，但人家能赚钱，我们不行，差距在哪里，值得深思。”余维亭说：“你们有依靠，企业不行了找市长。我没有依靠，只好找市场。”
一家温州风味餐馆老板周福忠两口子出来２０多年了，跑遍半个中国，最后落脚在天津。他们说：“天津人的文化素质比我老家人强，就是胆小不肯闯，总盼国家安排。天津城里人吃不了苦，要他们到天津近郊乡镇企业或者到我们办的工厂或餐馆来干，他们不来。”他们的言谈中没有什么忧愁，没有埋怨，只有劳动者的欢乐与创造者的畅想。
转变观念天地宽
今年３５岁的崔木岚，原来是纺织系统装饰布总厂团委书记，下岗后，无奈之中的她用１０００元积蓄承包了一家食品店，经过一个月艰苦经营，盈利了４２００元。她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她第一次向国家纳税１２００元，接下来又开了一家建材经营部，招了６０多名员工。
天津毛衣厂下岗职工程惠忠，１９９４年下岗时还想等一等，可时间一长她想：等到哪一天算头？于是重操旧业，搞起了对外毛衣加工。她不断换新花样，出新款式，现在每月收入最少也在３０００元以上。除了自己有了新的事业，她还帮助１０多名下岗职工也干起了毛衣加工业。
她们说起从下岗到走向新岗，共同的体会是《国际歌》里最熟悉的那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她们转变观念先行一步走向新岗位的事迹在广大下岗者中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很多下岗者，一改过去问企业、问上级何时得到安置变为问自己：人家行，我为何不行？得到的回答是丢掉旧观念，找到新饭碗。天津市卓越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的赵伟先生讲：随着观念的不断改变，人们都希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多一点时间学习、娱乐，但又不太乐意有一个陌生人介入家庭生活，吃住在一起。于是人们开始选择小时工，每天做一顿晚饭或一周来半天洗衣服、擦地等。公司刚成立不久，知名度还不高，但需要服务的电话接不完。另一家家庭服务公司的傅经理说：目前家庭服务小时工中有２９类１９０多个服务项目。公司每天要接待六七十个用户，高峰期达２００多户。随着天津人口老龄化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小时工必将有一个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最近又出现一种新趋势，许多新婚家庭小两口也开始雇用小时工，而且，今年以来，天津的用户开始由雇用外地人转向用下岗女工。她们承担了护理、保育、家庭料理、陪伴等工作，为用户解除了后顾之忧，也为自己解决了生计问题。她们每小时收入二三元，平均月收入５００元左右。
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行业，呼唤着下岗者前去开拓。在这里需要解决的是观念：摒弃不切合实际的择业要求，抛弃服务业低人一等的世俗偏见，打破抱定“铁饭碗”不放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