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述要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以“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于５月６日至８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１１个省、市、区的６０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聚焦于“近代化”，辐射到多点面，较以往更为集中和全面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审视张之洞与清末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联系，拓展知其人与论其世双向贯通的路径，是这次讨论会最主要的学术收获。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和清末重臣，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事局密切相关，舍此便难以真正认识张之洞其人的基本历史面貌，这是与会者取得的共识。而针对以往有些人在对“近代化”的认识上只注重经济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的与会学者强调指出，“近代化”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中国近代的情况要更加特殊一些，在关键时候，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问题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政治前提。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应和，研讨范围即涉及到上述相关的各个方面，既有宏观审视，也有微观剖析，较比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拓展、深入和创新。
关于张之洞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作用，有的论者着眼于他在伊犁交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事件中的表现，肯定其御外爱国的大节；内政方面，有的论者通过将其人与康有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戊戌变法当中，张之洞与康有为并不存在重大原则分歧，张之洞并不像传统观念认定的那样反对议院和民权；有的论者进而联系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表现，认为其人在清末政治变革中是一位与时俱进、对变革主要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关于张之洞的文化品格表现，有的论者从儒学官品和洋务心态的对比上，解析了其人的近代文化心理；有的则从传统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切入，揭示出其人的由义利统一向功利统一过渡的伦理观；有的从晚清儒学变局的大背景下着眼，审视并揭明张之洞调和汉宋而又侧重汉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儒学特征；有些论者就以往多所研及而聚讼纷纭的《劝学篇》着笔置言，开发新见，或从全面评价其中重点阐发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立意，通过将其与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比较，揭示出两者间一是“中西补救”论，一是“中西会通”论的区别，认为即使前者也有若干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或持论对《劝学篇》应予重新评价，认为对它不能简单地按照当时出现的最先进的思想为标准来决定褒贬，而应深入地探讨它如何回答时代主题及其所产生的实际历史影响；或专由该书中的《非攻教》分篇生发议论，揭示其思想内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由斑窥豹。军事方面，与会学者中或就张之洞与“自强军”的关系，或就张之洞与中国海防建设的关系提交了专文，从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对张之洞军事思想和实践的认识。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是近年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成果较多。这次会上涉及的内容多能避旧取新，或论述张之洞的“企业精神”；或剖析其“官倡民办”的经济思想；或细考其与粤汉铁路的关系；而尤其以地域性的议题为多，对张之洞作为疆吏在山西、广东、湖北等地的有关业绩进行了系统考查。
在基于多方面综合审视的基础上，着眼于其积极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张之洞当属“推动近代化的先驱”人物之列，与此同时，更特别注意到其人总体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变革精神，他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先进与落后共具。
上述观点中，有些会上得到了认同，有的则尚存在分歧，甚至引起热烈争议，有的问题还只是初步提出，有待继续研究。这次会议当会起到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董丛林秦进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