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加法一起算——枣庄市农村减负增收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减法加法一起算
——枣庄市农村减负增收纪实
本报记者曹照琴王科王欣
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山东省枣庄市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实实在在做出了一篇爱民富民的好文章。
倾注深情抓减负
小麦由青变黄，收获季节到了。在这块昔日铁道游击队“爬飞车、炸桥梁”的土地上，如今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谧、祥和。问其中原因，当地人自豪地说：“枣庄农民负担轻。”
国家规定：村提留、乡统筹、劳务等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５％。而在枣庄市，５％为“汛情告急”临界点。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该市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４％、４％、３．８％、３．７％。今年，在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人均负担计划为３．１％。
记者在枣庄市五区一市十多个村庄明察暗访后，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这组数字实在，不带“水分”。回京后，与全国“减负办”负责同志交换意见，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枣庄市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之细致、措施之扎实、效果之显著，确实走在全国前列。
在枣庄，干部都知道，“减负”是“上对天，下对地”的“重中之重”。“上对天”，因为它是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的大事，是改革、发展、稳定“全国一盘棋”中的“要着”；“下对地”，因为它关系着占全市人口８０％的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更快发展的关键。
但是，枣庄的干部也坦言，有个时期，枣庄农民也曾负担“缠身”，大家对“减负”的认识也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到位。认识的飞跃发生在１９９２年。
那一年，农业人口占山东省农业总人口１／２５的枣庄，农民手里收购农副产品的“白条”却占全省的１／７。年底，新到任的市委书记郭振山还没完全进入新角色，一封封反映“打白条”的农民上访信就摆在他的桌面上。这位后来获得了“全国减负先进个人”的市委书记，来到反映较强的几个村，几乎家家都有“白条”。郭振山越看越难过，越看越气愤——农民风风雨雨、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快过年了，卖粮卖棉的钱还拿不到手，太不应该了！
“半个月内必须全部兑现‘白条’”。市委常委紧急扩大会作出硬性规定。１月１３日，市委宣布：１５日（农历小年）下午，市委领导与省市新闻单位一起查“白条”。要求各区市的“一把手”“守在电话机旁，一旦查出白条，马上赶到摄像机前，向全市人民讲两句话：我说话不算话，今后不要再信任我。”
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枣庄五区一市及８０多个乡镇的“一把手”们个个却都捏了把汗……检查持续到深夜１０点，全市没有发现一张“白条”。至此，枣庄农村近１００万张、总值２５６５万元的“白条”化为乌有。
“浮云”散去了，枣庄市委一班人的思考仍在继续：农民负担问题并非“不治之症”，关键是对农民的感情到不到位，有没有讲政治、讲大局的意识。以查“白条”为契机，枣庄市在全市基层干部中普遍开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无小事”，“带着感情抓减负，倾注深情办实事”的教育。
与此同时，他们明确提出“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也碰不得”。１９９３年以来，全市１７９人因为加重农民负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以至于这句话在枣庄市家喻户晓，连学童做击鼓传花游戏时都在唱：“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要摸了谁完蛋。”减负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评选先进或选拔干部，必须经减负职能部门审核；所有涉农文件必须由减负办签字才有效。
重病还须猛药治。１９９３年，枣庄市集中力量开展“四清理三整顿”，审查、取消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项目和错误做法。１９９５年，他们又开展了以遏制农民负担反弹为重点的专项治理活动，共压减社会负担８０００余万元。进入１９９６年，他们深入开展农民负担执法监察，对１９９３年以来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项目再一次全面清理。农民负担由１９９２年前的５个层次４８个项目，减少到目前的两个层次８个项目。
倾注深情，为民解忧，农民脸上有了笑容……
建章立制抓规范
了解情况的人都说，枣庄市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不但认识高，而且措施细。几年来，枣庄市先后上演了“一改进”、“两结合”、“三检查”、“四公开”、“七统一”等一台台减负“重头戏”。
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凝聚着枣庄市各级干部的心血。
比如“三检查”，枣庄市上至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下至各级“减负”人员，在夏秋两季粮食征购期间和年终总要“沉”下去，顶着烈日、冒着寒风，监督、检查有无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
为感受枣庄市减负工作的“春风化雨”，我们沿着几年前郭振山查“白条”的路线来到台儿庄区西徐塘村。有６口人的莫远中家，１９９４年年收入８０００元以上，去年人均负担７０．１元。问其负担重不重，莫远中摇摇头。又问怕不怕“反弹”？他干脆拿出一张纸来，冲我们抖抖：“俺有这个，怕啥？”在西徐塘村，我们随意走入几户农家，每一家都能见到这样的一张“纸”。显然，每家农户都对上面印着的那几个字——“枣庄市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合同书”格外看重。
接过这张“纸”来细细研究，我们有几点发现：第一，这是一张经过公证部门公证的真正意义上的合同。甲方为乡（镇）和村集体，乙方是农民个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其蕴含的法律效力是过去类似交款通知单的《农民负担监督卡》所难以承载的。
第二，枣庄的农民负担是隔年提取的。比如，１９９６年费用收取的依据是１９９４年而非１９９５年的人均纯收入。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叫“水涨船不高”，这显然能让收入年年增的村民得到更多实惠。
第三，枣庄的农民人均负担是以村而不是以乡镇为单位计算的。两相比较，前者当然更为接近每一个接受计算的村民的实际，更容易避免“平均数下掩盖的不平均”。
同去的市减负办主任杨建国说，这三点正是枣庄的“得意之作”，在全国属于“先行一步”。他又解释道：《农民负担监督卡》改《合同》的试点是１９９４年开始的，１９９５年在全市推开，此后一直保持合同到村率１００％，到户率９８％；农民负担以隔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计提是从１９９５年推行的，市中区及其他经济发达乡镇还一定几年不变；人均负担以村为单位计提的做法是枣庄实施“负担分流”战略的成果，他们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以户为单位计提”，目的只有一个：“收入高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担，特困户不负担”。
在薛城区小武穴村村头，“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情况公布栏”、“政务公开栏”、“财务公开栏”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公布栏显示：在这个人均纯收入２０３０元的村里，村提留、镇统筹费人均７元。村干部介绍说，群众对“明白墙”百看不厌。乡亲们经过“三栏”时，总要停下脚步，看看村里“家底”多少，想想“村务”怎样更好，然后惬意地离去。
峄城区，枣庄市“减负”的又一个窗口。１９９５年８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减负监管工作会议上，这个区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一个先进县（区）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作为全国１００个农民负担监测点之一，这个区不断完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形成领导监督、法律监督、审计监督、民主监督等一体化监督网络。到峄城后，我们特地找来今年以来全区的信访记录。总共１３件，一一览来，没有一件涉及农民负担。
枣庄“减负”没有停步——他们说，“我们仍需堵塞漏洞，完善法规”。随着市中区率先成立减轻农民负担法庭和减轻农民负担法律办公室，枣庄市目前在市、区两级已普遍成立了“专门受理农民负担案件”、“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这两个机构。身兼市减负领导小组成员的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冯维一语惊人：减负法庭要敢碰硬，“既开店，就不怕大肚汉”。
根本出路在增收
曾经有过一种担心：抓“减负”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事实上，查“白条”初战告捷，枣庄市委、市政府就提出：既要抓减负，又要抓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减法加法一起算”。
在市中区渴口镇殷村，我们了解到：从１９８７年起，这个村的村民就不交“三提五统”了。村民田恩臣说：他一家四口应交２００多元“负担”，全部由村、镇集体经济垫付了。
枣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恩法告诉我们：集体经济发达的渴口镇从１９８９年至今，没向农民“统筹”过一分钱，而且每年拿出数百万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架电、修路、办教育。目前枣庄市越来越多的乡镇免收农民“五统”，其他乡镇对“五统”费用的提取量也逐年下降。
距“民国第一劫案”发生地——抱犊崮不远的庙岭村，则是枣庄“减法加法一起算”的另一缩影。
在庙岭村的科技大院里，村支书郭长水给我们讲了个动人的故事。１９９２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刚刚到任一个月的市委书记郭振山与市长秦尧基驱车来到这个人均月收入仅１０元的全市最贫困的库区移民村。在村民郭长义的家里，郭振山问：“过年的肉买了吗？”老人违心地答“买了”。郭振山像是觉察到了什么，他掀开锅盖，看到锅里放着几个煮好的地瓜；揭开缸盖，看到一缸咸菜……郭振山面色凝重，他掏出２００元钱，塞给郭长义说：“这点钱你先拿着，买点面，割点肉，先过个年。请老人家放心，党和政府一定会帮您过上好日子。”回到市里，郭振山立即让财政部门再拿出１０万元，赶在春节前发到过年吃不上饺子的困难户手中。
庙岭的情景让市委市政府领导寝食不安：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增加，减负，无从谈起。春节刚过，郭振山又一次踏上庙岭。走上山岗，他对村干部说：“依山植果、退耕还果是条好路子。”来到一望无际的水库边，他说：“不仅要靠山吃山，还要靠水吃水，发展淡水养殖，建设水上庙岭。”走进农家，看到空空荡荡的院子，便对村民说：“小庭院可做大文章。不出院千把块，搞好了可以成为万元户。”
很快，一个念活山水经的前景呈现在庙岭人面前。他们在水库里投放网箱、在山上植果树、家中养甲鱼……我们来到庙岭村，只见开阔的库面上网箱星罗棋布，村旁果树林丛丛叠叠。现在的庙岭，年产３万公斤的鱼种繁殖场已投产，每年可给乡里增加３０万元的收入；庙岭渔业公司、果品公司建起来了，并实行社会化服务，把户与户的单独经营与市场经济接上轨了；冷藏库建起来了，为农民储藏水果、鲜鱼。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仅仅４年时间，庙岭人均收入达到２０００元，比１９９２年增加１５倍。
庙岭之路是枣庄“抓两化，促两增”大思路的前奏。１９９３年，市委市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以奔小康为总目标，以“抓两化、促两增”为总抓手的工作思路。“两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和服务的社会化。“两增”一是增加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二是增加农民收入和集体经济实力。
枣庄将“抓两化、促两增”抓住不放，常抓不懈。一批规模大、档次高、现代化的基地群先后崛起。全市千头以上规模的养猪场有１３处；以冬枣、冬桃为代表的５０００亩以上的经济林基地有８处；峄城区高标准的蔬菜大棚突破１万个。“两化”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去年枣庄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１８２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４３１元。
“减法加法一起算”，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记者“暗访”时看到许多村庄静悄悄，村民“都在地里”，便是一个旁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跃，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全面增长，农村小康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