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朋子和《望乡》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海外艺苑

　　山崎朋子和《望乡》
刘德有
案头上，一封从日本寄来的航空信，不知为什么格外地吸引了我。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寄信人是著名女作家山崎朋子。
山崎朋子女士，我怎能忘记呢？信中提到了我们在东京的一次相聚，是中日关系正常化２０周年时。那一年的１１月，也正值郭沫若诞辰１００周年。我们代表团到日本参加纪念活动后，有一天晚上，长期从事中日贸易的老朋友木村一三先生和夫人及女儿真理小姐特意邀请我们到东京一家日本餐馆——“云海料亭”品尝“日本料理”。因为木村先生知道我认识山崎女士，便把她也请来，以便叙旧。说来，我与山崎女士相识，也是经木村先生介绍的。记得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山崎女士因写作要到北京搜集素材，当时我在文化部工作，木村一三先生写信来，要我为她提供方便与协助。我和山崎女士不仅在北京见了面，而且还在北海公园共进过午餐。
虽然那是我跟山崎女士第一次见面，但她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她是著名的日本女性史研究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纪实文学作家。我对她说，“根据大作《山打根８号娼馆》改编的电影《望乡》前几年在中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本人看后，也很受感动。”我说：“《望乡》使我了解了日本妇女在近代化过程中那段悲惨遭遇的历史，而我更佩服您大胆揭露和抨击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制度。”山崎女士问我是否读过原作？我说：“很遗憾，还没有。”她说：“我今天带来了原作，请您务必读一读。”说罢，从包里取出一本《山打根８号娼馆》，并在扉页上签了名送给我。
《山打根８号娼馆》，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贫如洗的日本农村妇女被卖到南洋各地，其中包括北加里曼丹岛东部的山打根港，受到阶级和性的双重桎梏的压迫和虐待所过的非人生活。这些被称为“南洋姐”的日本妇女，在遭到残酷剥夺和肉体的摧残后，有不少人年纪轻轻的就葬身海外，即使后来返回了故土，也怕遭到歧视而隐瞒身世，过着永远抬不起头的生活。山崎朋子为什么要去写这些“南洋姐”？她说：“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战败后，日本女性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也开始得到保障，从而有了日本的‘女性史’，但是，我认为除少数者例外，写的都是有社会地位的尖子女性的历史。”“这些女性，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的一角，而大于海面几十倍的巨大冰块——工农阶级的女性却下沉在海的深层。如果我们的历史书不去揭示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女性的实际情况，不写出她们的悲和喜，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女性史。”这就是为什么《山打根８号娼馆》的书名还冠了一个副题《下层女性史序章》的理由。
《山打根８号娼馆》写的虽然是过去的妓女，但它所涉及的却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主题。１９７２年该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并获得了纪实文学作品奖。山崎朋子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产生“南洋姐”的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山崎写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天皇制集权主义国家后，其最大目标，就是要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对内残酷掠夺和剥削农民，使农民债台高筑，走投无路，被迫卖儿鬻女。那些被卖到海外的农村妇女，通过出卖肉体，捞取外汇。当时的日本政府在这些“南洋姐”中间，极力鼓吹什么赚了外汇，一可以“养活家乡父老”，二可以“发扬爱国心”，“为国捐献”，以增加日本的扩张实力。
这次到中国来演出的话剧《望乡》，不消说是剧作家藤田朝也根据山崎的原作改编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日本著名的文化座剧团把它搬上舞台，在日本引起了轰动。相隔１５年后，１９９３年这个剧团带着《望乡》再次到日本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出。文化座剧团成立于１９４２年，它以坚持演出反映日本下层社会的作品而受到观众的欢迎和戏剧界的重视。这次担任《望乡》的导演和在剧中扮演阿崎婆的演员，是这个剧团的前任团长铃木光枝。她擅长演中、老年妇女尤其是“母亲”的形象，她一直是该剧团的核心人物，１９８１年获日本政府文部省紫绶褒章，１９９１年获文部省四等勋章。在剧中扮演野崎芳子（即山崎朋子的化身）的是佐佐木爱。她同时还扮演少女和妓女时代的阿崎。７０年代，我在日本做记者时就知道佐佐木爱跟她的母亲铃木光枝一道，都是经常在电视和电影露面的名演员。她曾获过各种大奖。《望乡》的演出，使她获得了日本文化厅艺术节优秀奖。她是现任文化座剧团团长。
今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２５周年。同时，我们又正处于世纪之交。在这一重要时刻，中日两国人民都在认真地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当把怎样的中日关系带进２１世纪？毫无疑义，两国人民都希望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下去，以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想，这次日本文化座剧团带着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在北京等地演出《望乡》，将会给人们带来深层的思考和启示。祝愿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６月２１日、２２日晚，日本文化座剧团将在北京剧院演出三幕话剧《望乡》，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日本泛亚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在北京公演后，他们还将赴长春、大连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