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喜今朝 [复制链接]

第11版(台港澳)
专栏：

　　回首往事喜今朝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侯健存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庆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我的心情分外激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在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曾经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为了振兴中华、雪我国耻的报国之志，还有过从祖国内地到香港之间“三出三进”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但我终于看到了国耻被洗刷，香港同胞忍受长达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这块失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将和祖国人民一样共同欢呼：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振兴了中华才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我时常想到我之所以能走过这“三出三进”的坎坷经历，是周总理给了我亲切的关怀，是小平同志给了我报国的机遇。
我自幼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外国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凌辱和奴役，有着深切体会。对于国耻，对于屈辱，我一辈子都刻骨铭心！一个懂得自强自立的民族，应该从历史中记住自己的落后与耻辱，不然，就容易丧失自尊，麻木自欺。事实上，没有国家的强盛，也没有我们自己和整个民族应有的地位，也就让人家看不起。这种忧患意识一直深藏于我的心中。
我的父亲侯宝璋教授是蜚声中外的病理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在父母的教育培养下，在小学时期我就树立了“祖国一定要富强，人民一定要健康，才能不被称为‘东亚病夫’，才会不受列强欺凌”的信念。这一科学救国信念使我决心子承父业，发誓要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在四川成都我先读完金陵大学化学专业，获得理学士学位。由于我们父子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被列入了黑名单，只得避难香港。父亲就任香港大学病理学教授，我则就学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并获得了美国纽约州大学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
１９４９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事实告诉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振兴中华。在这时，我初次听到周恩来总理的声音：号召海外炎黄子孙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当时国际上正掀起一股反华逆浪，朝鲜战争在危及我国的边陲。我感到祖国需要我，应当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在祖国的建设上。这一愿望很快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于是我婉拒香港同事及朋友的劝阻，于１９５２年底只身一人返回北京，进入中央卫生研究院（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身）生理学研究室做助理研究员。
这“一出一进”的情况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由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的一些原因，我遭到了误解，蒙受冤尘，无法工作。我向在香港大学的父亲提出继续深造的请求，父亲同意送我到英国学习，要为国家培养病理学的高级人才。这样，在周总理直接关照下我第二次离开祖国，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去瑞典卡洛林斯加研究院细胞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后传来周总理要我协助父亲返回北京工作的信息，我就返回香港，在与父亲做了周到的准备后，于１９６２年春起程返北京。周总理很快签署国务院令任命侯宝璋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到京后，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女士亲切接见了父母和我，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我们洗尘。当时出席作陪的还有陈毅副总理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总理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国，我十分钦佩！”并嘱咐我要协助父亲办好中国医科大学，使中国医学教育和科学现代化。为此，我向总理作了承诺。
然而，正当“二出二进”的我准备大展鸿图之际，“文革”爆发了。在那荒唐的岁月里，我失去了慈祥的父亲和在北京医学院任教的弟弟，我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这并没有消减我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后悔。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我的人生也展现了新的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同志关照我陪同母亲出国休假。当我们母子的身影出现在香港和英国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些人还力劝我移居国外。此时，我抓紧时间应邀到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讲学及访问，拜访我的老相识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波尔特尔教授。出席了英国皇家病理学会年会和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免疫学大会，还利用影响组织了英国三个科学家代表团到北京访问。１９８２年，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三出三进”，又陪同母亲回到了祖国北京。
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信念与追求的人，对此不会感到诧异。我自幼就受父母及社会环境对我的教育，树立了毕生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向。上起屈原的“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下及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感人肺腑的真情挚语，代表着一种传统，即把中国知识阶层的命运和祖国、人民永远熔铸在一起，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我的“三出三进”正是这种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和具体体现。我初中毕业时，父亲的好友、作家老舍先生，曾在纪念册上以我的名字写下了意味深长的留言：体健、神健，国存、我存。今年我已经７４岁了，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着我的科学青春，特别是香港回归在即，我感到无比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