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同行——内地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迎接香港回归特稿地位篇（上）

　　与祖国同行
——内地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本报记者何加正黄幸群
在广东省南部与香港地区之间，有一道用人工架起的铁丝网，它东起沙头角，西至尖鼻咀，全长３５公里。１００多年来，尽管这条管理线一再被加固，它始终无法阻隔香港与祖国的血肉联系。
香港是祖国的一个窗口，在祖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祖国内地一直是香港的坚强后盾，香港的稳定繁荣始终离不开祖国的支持。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一项大政策，为香港赢得了长期稳定发展的环境
香港，全境的陆地面积只有１０９２平方公里。今天却获得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和出现了如此骄人的繁荣景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依托，是难以腾飞的。
几十年来，祖国一直在为创造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而努力。
１９４８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接连告捷之时，英国朝野开始不安了，他们关注着已经强占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是否还能继续高挂米字旗。眼看解放大军势如破竹，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港英政府颁布了《香港防卫军条例》。当年的港督葛量洪事后这样忆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共产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而，南下大军抵达深圳河北岸后，没有再继续向前推进。
这是为什么？原来，早在１９４９年春，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就已经着手考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对香港、澳门的政策，认为从总体形势看，不宜马上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好这两个地方，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会更为有利些。毛泽东主席作出这一安排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突破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留下一座对外的桥梁，留下一扇通风的窗口。
一个推动香港繁荣的总体构思，这时候实际已经在中国领导人头脑里诞生了。周恩来总理始终是这一构思的具体实践者。１９５７年，他在上海和工商界人士座谈时，明确地说：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工作方针。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近３０年里，尽管中国内地多次出现过激烈的政治运动，但中国政府对香港工作的这项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并在各个不同时期做了大量的实事。
在九龙土瓜湾香港工联会的大本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忆述：１９５１年，九龙城东头村发生大火，一大片民房化为灰烬，１万多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团体得到消息，立即决定向香港汇款２．２亿元（当时货币），拨给大米１．５万公斤。“那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工联会日夜救灾，当这些慰问金送到受灾工友手上时，许多工友都哭了。它帮助不少工友度过了灾后最艰难的日子。几十年来，当我们一走过罗湖桥，看到‘港澳同胞’中的‘同胞’这两个字，就觉得特别亲。”
在一次名为“香港今昔”的摄影比赛中，一位资深的摄影爱好者向人们展示了他珍藏的一组黑白照片，题目是：水荒年代。所有画面都是现场抓拍的，有的一家三代拿着水桶扁担围着一个水龙头，等候供水；有的街道出现了弯弯曲曲一长串空水桶，从街头到街尾；有的母亲身背孩子，还要艰难地双手提两大桶水上山……如今，香港已经彻底告别了这种“水荒”，这个变化是怎样来的？这就要说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了。
１９６３年夏天，广东遇上６０年未见的大旱。长达９个月的时间没有下过透雨，水塘干涸，江河断流。香港和九龙地区水荒更为严重，当局向居民的供水，改为４天供一次、一次４小时，居民提着水桶等水的长龙长达数里。水，在大旱中的淡水，对于被包围在苦咸海水中的香港，犹如甘露。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人联合会分别向广东省省长陈郁写信，希望支援。陈郁立即表示欢迎他们派船到珠江就近汲取淡水，于是，香港当局从１９６３年３月到１９６４年６月共从珠江口运去淡水３０多亿加仑，解决了燃眉之急。为进一步想办法帮助香港解除水荒威胁，经周总理批准，特从专款中拨出３８００万元人民币，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把东江水直接输向香港。以后这项工程经过了三次扩建，目前供水能力达每年１１亿立方米，占全港淡水用水量的７０％。这是生命之水，发展之水。很难想象，没有水的保障，香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香港同胞的生活离不开副食、能源。中国政府为稳定香港的副食供应、能源供应等所作的努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如确保每天均衡供应活猪、活牛等的三趟特快列车，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０日从武汉开出，至今已有１万多个日日夜夜，其间，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但特快列车的规矩一直没改——每年除去大年初一以外，３６４天，天天发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北坪石至湖南的一段铁路，在暴雨季节常有山泥倾泻，而每当出现这种险情，都是军队汽车运输团及时伸出援手，把活猪、活牛日夜兼程经公路送到深圳再转运香港。多少年来，香港只要“八号风球”一挂，空中、海上的运输就都停顿了，唯有内地通到香港的铁路运输线最顽强。如今，在京广、邕广几千公里的铁路运输线上，光是为香港食品供应服务的上货点就有好几百个，港深交界线上为鲜活产品出口方便而设的口岸也有十多个。
正是有了祖国大陆腹地这个可靠后方，香港在五六十年代获得了比周边地区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其产品的竞争力大大增强。
改革开放
——一个好机会，把香港经济推上了发展的新台阶在“新界”上水与深圳市交界的深圳河畔，有一个乡间渡口，相传古时在此撑船的人叫文锦，后人在此架了桥修了路，管它叫文锦渡。
文锦渡很长时间默默无闻，它的名声大振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从这时起，这里成了连接两地的进出口岸，每天从早到晚，有数以万计的客货车川流不息地由此通过。关口上，走过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流传着数不清的香港同胞创业发家的故事。
香港原来有一家自行车有限公司，从制造到销售的工作流程全部在香港进行。工厂办在大楼里，每装好几辆自行车就要通过电梯运到底层，再转运到稍宽一点的露天车场。这种条件显然很难实现大幅度提高生产规模的梦想。于是，这家公司的老板看准机会，把加工生产迁到了深圳。很快，他在香港感到最棘手的三大难题———人力、厂房、原材料，都有了着落，投产第一年就生产了４万多辆自行车。当时，深圳工人的工资成本只有香港的１／６，这个企业的产品很快就打败了外国竞争对手，在国际市场站住了脚。第三年他们的产量激增１０倍。当年这家公司的固定资产不足８００万元，如今已超过１０个亿。这个商海搏击中的成功者叫施展熊。
类似这样把握祖国改革开放机遇，一展宏图的实践者在香港工商界中决不是个别的。如果我们把目光留在素有香港制造业支柱称号的制衣业上，很快会看到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和称号：时装大王、针织服装大王、牛仔裤大王……再细看下去，还会发现，他们中不少人的经历很相仿：２０年前，一个刻苦耐劳的“打工仔”，积攒了少量启动资金，看准机会开始接收加工定单，然后积极上内地投资办厂。再后是从一地一家的来料加工厂，逐步发展到走向大江南北，生产上了规模，牌子创出了名堂，不少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正像他们中的一位成功者所说：“我给祖国的仅仅是一份爱，祖国却给了我一个舞台，令我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目前，港商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设有２．３万家合资企业和８万家来料加工厂，雇用着４００多万内地工人。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港商回内地投资设立的企业已超过１６万家，实际投资金额高达９９３亿美元。港商对内地的投资总额约占外来投资总额的６０％，对国家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建设资金；对香港来说，则是抓住了一个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港投资也达４００多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湾仔一幢富有现代气息的办公楼里，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文杰告诉记者，仅“中国海外”，１９９０年至今，在港建成和在建的各种楼宇就近７００万平方米，单住宅一项就可供３０万人居住。现在，香港中银集团吸收的存款额已占香港市场存款总额的２３％。中资还参与香港运输、仓储、零售、保险、制造等各行业的投资。他们在为香港经济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
至于在贸易方面的互惠互利、共存共荣，在香港和内地发展上产生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已经成为香港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转口市场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内地的发展为香港成为重要国际港口和贸易中心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分析家指出：香港１８４１年宣布为自由港，但此后的１００年并未给香港带来真正的繁荣。香港经济比较快的发展是从本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真正称得上繁荣则是最近２０年左右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说，香港的繁荣是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尤其是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两地经济出现了极为相似的运行轨迹：内地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香港经济增幅也较大，反之亦然。
一国两制
——一个好决策，把实现香港长久繁荣稳定的梦想变为现实
多少年来，香港人在海外总被视为没有根的一群，被认为是在“借来的土地”上耕耘，没有前途的过客。也许正由于这种压力，使许许多多的香港人对实现长久安定有着本能的向往，由衷的企盼。
７０年代末，距离《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的期限还有２０年时间，英国一些人士坐不住了，公开提出要关注香港前途问题。海外投资者由于前景不明，裹足不前；香港一些迫在眉睫的大型建设项目也变得难以开展……
然而，一个富有远见的英明决策，终于给了香港以希望和信心。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经过艰苦谈判，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共识。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当中英两国领导人互换文本时，大厅内掌声雷动。这一幕，使许许多多关心香港的人终生不能忘怀。因为从这一刻起，香港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期，“九七”以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这一系列将直接影响香港未来的重大方针被载入了庄严的国际文件。
在汇丰银行中环写字楼，记者和该行的执行董事郑海泉先生有过一席长谈。他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区域经济的延伸发展，投资者今天看香港，已经不再孤立地从地缘上看了，更重要的是看中国。因为‘中国因素’对香港的影响是巨大的，实在的。投资者决定他是否在香港投入，不但看香港的今天，还要预计香港的明天；不但看香港本身的市场，更看重它背后连着的中国大陆市场。而‘一国两制’是对香港长远利益很有正面影响的政策，现在大家可以在这个蓝图下来构思自己的未来计划了。”
无独有偶，日本东京银行香港分行的副总裁邵友保也有同样的见解，几年前他就明晰地指出过：“《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根据它来制定的《基本法》，使香港的未来前景变得明朗，使香港的许多问题不再披上面纱，这无疑是给投资者吃了最大的定心丸，是香港未来最大的一个稳定因素。”
当香港的新纪元将要到来的时候，人们将更有理由相信，香港和祖国贴得更近更紧，香港将继续与祖国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