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杂文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说杂文
唐达成
说杂文不能不想到鲁迅先生的经典性提法，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可见它的一大特点是针砭时弊、疗治痼疾，它固然可以中外古今，旁征博引，纵横上下，独抒己见，但其生命力却在于植根社会，切近时代，关心自己时代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这类文字所以称为“杂”，其实是指其包容量大，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并无任何贬意。
从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来看，鲁迅先生的杂文，无疑有开创性意义，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观察的犀利，分析的透辟，语言的凝练，风格的刚健，文采的自然清新等方面，都至今无人可与之比肩。而他的直面人生，忧济黎元，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姿态和他的披荆斩棘，开辟新途的先驱者形象，更是光耀文学史的一柱火炬，他的杂文已成为思想文化宝库中珍贵的一部分。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的杂文传统，至今仍是文学工作者不可轻忽的责任。
广义地讲，古典文学中的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字和历代类似的论述文，同样具有我们现在称之为杂文的风格。比如韩愈的《马说》、《送孟东野序》、《进学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三戒》，皮日休的《原谤》，方孝孺的《蚊对》等等，都具有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思想锋芒和批判力度。
由此看来，杂文品质的提高与繁荣，离不开作者对时代环境，社会风气，民生疾苦，心理波澜的关注、思考、透视、分析，以及对人的命运与归宿的由衷关怀，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犀利眼光和深厚学养，就难有情文并茂的好杂文。所谓“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情俟于才而成艺”（祝允明语），而非刻意经营，繁采寡情所可得也。
曾有所谓是否杂文时代的争论，我以为这类争论是无谓的。
任何时代，比如腐朽落后的时代，固然需要杂文加以针砭抨击，揭露鞭策，它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和战斗作用，无疑很巨大，但就是一个正在前进、正在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杂文同样有发挥作用的天地。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在矛盾中，光明、前进、发展，总是在不断与落后、消极、弊端、阻力、惰力、困难，相抗衡、相搏击、相克服中，才能取得的，杂文正是前进的助力。虽然它的笔墨往往针对时弊，针对消极落后现象和社会的关注热点，这并不是否定社会的进步，而恰恰是杂文家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理性智慧，来剖析人世百态，臧否社会是非，目的仍是为了社会更快更好更健康地发展和前进，或对社会某些方面引起疗治的注意。也正是就这个意义而言，任何时代都需要杂文。韩愈、柳宗元的时代需要杂文，王安石、苏东坡的时代也需要杂文，鲁迅的时代需要杂文，在今天国家迅速前进发展的时代也仍需要杂文。
什么是杂文？在我看来：
杂文是一付良药苦口的清凉剂，它可以使人清醒明智；杂文又是黄钟大吕，暮鼓晨钟，它可以振聋发聩，警策人心；杂文还是一面明镜，可以揭丑恶、明是非、正风气、知兴替；杂文也可以是号角，呼唤良知，呼唤正义，呼唤理性，呼唤真善美；杂文还可以是开路机，铲除荆棘、杂草、乱石、垃圾，为社会的进步，开辟出更宽阔的道路来。
至于有些对于杂文无理的非难，故意的挑剔，则完全可以以理智的、平等的、出以公平之心的态度，据理力争，探讨辩诘，并在辩诘中求得杂文自身的发展。杂文家自己，则必须保持鲁迅先生所主张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想副刊要办好杂文栏目，也离不开这些基本态度和要求。
（在５月３０日“金台随感”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