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价值选择 [复制链接]

第12版(书评)
专栏：学术书苑

　　传统文化与价值选择
马世昌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把义与利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目标。在进行价值选择时，只能在重义轻利或重利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们曾经有过在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乐园，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则认为发展经济必定以道德滑坡为代价，重利轻义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这恰恰是价值选择的误区。
张国钧所著《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我们有温故知新的作用。著者对先秦儒、墨、道、法各种义利论进行了仔细梳理，指出其得失所在。而这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中华民族在世纪之交应选择什么价值导向。这是作者在当代背景下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历史沉思。改革是为了激发人民群众自身的活力，在活力激发出来，社会的动力系统开始运转之后，必须运用制度与规范进行整合，以便把众多的活力组织成强大的合力。在这一过程中，义、利分别表现为秩序与动力、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义、利二者不论对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义、利是一对根本性、终极性的价值目标”，“都是满足主体不同需要的肯定性价值”。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除了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精神需要。人不能停留在个体利益的层次，应当通过社会的价值导向和自我升华，把个人和民族、社会的利益统一起来。
经历了两千年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在纠正重义轻利的偏失时，千万不可走向另一极端。我们既需要现代发达的物质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义、利是应该而且能够兼顾的。坚持辩证的义与利统一，是唯一合理的价值导向。这意味着“既高扬道义的旗帜，又充分肯定全民族及其每个成员的正当利益追求，同时又予以积极引导，使之不断地向道义趋近和升华。”作者在书末的这番议论，正是全书的命意所在，表现了知识分子难以忘怀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