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软着陆”基本成功后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
——“软着陆”基本成功后的思考
杨荣绅
内容提要：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多次运用“软着陆”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经过了一段从不成功到成功的历程。现在“软着陆”已基本成功，但抑制通货膨胀不能放松，不能再陷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验都证明，通货膨胀不能刺激生产发展。要坚决消除“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
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引起了人们在兴奋之余的种种思考。究竟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应当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不成功到成功的“软着陆”
“软着陆”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指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社会动荡，所采取的方法不是急刹车，而是采取各种从缓的措施（如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逐步控制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努力增加供给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供需矛盾等），使物价涨幅慢慢地降下来，就好像飞机经过一段滑翔而平稳地徐徐着陆一样。一般地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多次治理通货膨胀，试图达到“软着陆”，经过了一段从不成功到成功的历程。
１９８５年，由于基建规模急剧扩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了３０％的警戒线。全国零售物价上升指数达８．８％，比上年增加了六个百分点，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和不安。“软着陆”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两年物价涨幅降为６％和７．３％。对此情况，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认为，“软着陆”已经成功，主张再“起飞”，其结果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再度膨胀，“软着陆”微见成效就退出了舞台，显然是不成功的。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均超过了３０％的警戒线，导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零售物价上升指数为１８．５％和１７．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物价涨幅降为２．１％、２．９％和５．４％。（《１９９４年中国统计年鉴》第２３１页）此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更加膨胀，“软着陆”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使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３２—３８％之间，超出了警戒线。１９９４年全国物价上升指数为２１．７％，（见本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１日第二版）其中，食品类上涨最多，粮、油、肉、菜等商品都上涨５０％以上，市场物价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从１９９３年６月起，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膨胀。经过三年多的认真治理，１９９６年的物价涨幅降到６．１％。不少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上述过程表明：不成功的“软着陆”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循环，即过热（高通货膨胀）——治理整顿（低通货膨胀）——再过热——再治理。应当承认，这种波浪式的循环并不是发展经济的好方法。第一，这种循环的反弹力度一次比一次大，物价呈加速度的上升趋势，上涨幅度从一位数上升到两位数，高峰年份从一年延续到两年。按此循环发展下去，难免要出现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过几年就出现这样一次循环，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从一段较长的时间看，用这种方法发展经济，速度并不快，效益也不好。而且，在经济过热时，投资剧增，往往是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而成功的“软着陆”则表现为：第一，“软着陆”的方针要长期坚持。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指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版第５３页）１９９６年１１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１９９７年应“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决不能有丝毫放松，决不能因为宏观调控大见成效就又去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就是说，今年我们要继续贯彻“软着陆”的方针。第二，使我国经济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中摆脱出来，开始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良性循环。“软着陆”的基本成功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
关键在于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国经济发展会出现从过热到治理的反复循环？为什么我们又会从这种循环中摆脱出来？为什么实行“软着陆”的方针会半途而废？又为什么可以把“软着陆”方针贯彻到底？其根本原因是对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搞建设存在着不同认识。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受到“通货膨胀有益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少人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生产，可以使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他们根据低度的通货膨胀在短时期内似乎确实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表象就错误地相信，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孰不知，低度的通胀与严重的通胀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后者往往是前者积累的结果。一年“有益”，两年“有益”，三年、四年就不那么“有益”了。物价飞涨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主张用通货膨胀搞建设的人也会同意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当抑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时，他们又主张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生产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实行“软着陆”的方针半途而废，出现了从“过热”到“治理”的循环。应当强调的是，早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明确地提出了“用通货膨胀搞建设无异于饮鸩止渴”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软着陆”方针得到认真贯彻，经济发展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中摆脱出来而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通货膨胀究竟能不能刺激生产呢？这是经济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通货膨胀都是不能够刺激生产发展的。第一，出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时，人们都不愿拿钱去经营正当的工商业，而宁愿去抢购物资，靠囤积居奇发财。而囤积的常常是紧缺物资（原材料），使它们退出生产过程，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投机的规律是：……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棉布不如棉纱，棉纱不如棉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２３６页）第二，物价上涨，使价格、成本、利润、利息等价值信号失真，导致社会生产的无序化。第三，在物价上涨的条件下，消费者饥不择食，见东西就买，工厂也不管产品的技术要求高低，只要市场需要就进行生产，从而造成一个保护落后、排斥科技进步的局面。我国建国４０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上述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７０年代以前，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过用通货膨胀刺激生产的主张，并被一些国家在实际中运用。进入７０年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注意。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曾研究了１９个发达国家从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３０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１９个国家中没有一例可证明通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在９个国家里，两者出现了负相关关系，即通胀越高经济增长越低。台湾地区经济学家对２２个发展中国家２０年的统计资料研究后表明：在前十年，只有韩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后十年所有国家都是负相关。中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相悖的。（参阅《现代市场经济周刊》１９９５年第１２期）
在这种新的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７０年代以后都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的至少也是重要的目标之一。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如：美国的通胀率从７０—８０年代的７．５％（年平均数，下同）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２．７％；同时期，德国从５．１％下降到３．１％，日本则从８．５％下降到０．７％。（见本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２日第七版）“软着陆”贵在坚持，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一些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曾采取片面依赖外资的政策，结果无不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在被迫实行“休克疗法”的同时，经济大幅度滑坡，失业率大增，政治和社会极不稳定。９０年代以来，上述拉美国家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改革，经济社会状况已明显改善。
国际上“软着陆”的成功经验和先搞恶性通货膨胀、后被迫“硬着陆”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应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管理经济的起点，而不应半途而废。
可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生产都是行不通的。消除“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是认真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做好经济工作，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