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家的文学梦——访长篇小说《血染梨花红》作者李伯宁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水利专家的文学梦
——访长篇小说《血染梨花红》作者李伯宁
杜英姿
这是北京宣武门以北一条普通胡同中一所静谧的小院。朴素、雅致的客厅里摆放的一幅照片引人注目，那是小院主人同李鹏总理夫妇在三峡工程大坝轴线上的合影。
记者：从１９４９年参与组建水利部，到任水电部副部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您的名字一直同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尤其是三峡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您写的长篇小说《血染梨花红》，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近几年，许多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自觉地拿起笔创作，在文坛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您以近八旬的高龄孜孜于文学写作，是什么给您这么大的动力？
李伯宁：写一部描写冀中平原抗战的小说，是我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愿。既拿枪又能拿笔，经历过冀中肃宁那一段极为残酷的敌后抗日斗争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来人，我责无旁贷。在抗战中，我目睹许多战友、伙伴血染梨林、血溅沙场，五十多年来一直放不下这份锥心刺骨的痛苦。这部小说的出版，也可告慰牺牲的同志们。我相信从事文学创作的老同志基本都是这样的心情。
记者：您能具体谈谈创作的情况吗？
李伯宁：可以。在与敌人的生死较量中，在地洞里，写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愿望萌发了。最早动笔在１９４９年。五十年代利用工作之余写作。１９６４年，写到四五十万字时，好友王林、楼适夷看了原稿，给予了肯定，建议作为第一部出版，并热情地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等同志。他们看后决定出版，同时提议把“五一”大扫荡的描写加上，使情节更为完整。不料未及完成，“文革”爆发了，写“黑小说”成了罪状，我加写的十五六万字连同修改本也被抄走了。１９７２年恢复工作后，公务繁忙，此事搁置起来，只是在脑海中继续构思。１９９５年，各种各样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活动把我唤回到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我以原始手稿的框架为基础，增添了一些人物、情节，加以丰满、充实。最后出版时，四十万字的小说定名为《血染梨花红》，白色的梨花被鲜血染红，寓指战争是残酷的，但伟大不屈的人民从战争的血海中站立起来。
记者：作为抗日战争的参与者，经历过困境，遭遇过危险，拥有过信念，享受过胜利的喜悦，您的许多深刻的理解、独到的感受，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所没有的。从小说中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的反思和把握，着力在战争本质的真实。
李伯宁：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肃宁县被日寇占领后，留下来的县区干部率领人民在艰难的处境中坚持斗争，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悲壮故事。我想用文学的形式，把同类题材小说中很少有人正面描写的武装斗争的艰巨性写出来，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作所为的真实面目。抗日的区小队垮了，县大队也垮了，县区抗日干部一个接一个牺牲了；八分区司令部在“五一”大扫荡中几乎全军覆没，常德善、王远音皆阵亡；小说还描写了一连串有名有姓的群众的死，主人公李洛红的堡垒户老六一家死了三口，段大娘、梁浩天、刘干巴、“六岁红”、崔大秃……抗日战争不止是中日武装人员间的斗智斗勇，而且是两个民族之间军事与文化的全面较量，侵略者运用以华制华的阴谋手段，加剧了抗日人民的流血和牺牲。
我是想用笔写出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的爱国主义精神。
记者：您的夫人李志同也与人合作，创作了一部同样写冀中抗战的小说《梨花魂》。两部作品，相得益彰。《梨花魂》是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一位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的闺秀，投身革命后的个人命运。而《血染梨花红》则是写民族命运的，炮火硝烟、金戈铁马、生离死别、血肉相搏，来自冀中农村各个阶层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丽的抗日画卷。
李伯宁：战争文学应该是描写战争的史诗。各个阶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联合抗争，始终是作品的主线。我力图写出真实的战争生活。小说并没有把主人公县大队政委李洛红，塑造成无往不胜的英雄，肃宁抗战取得的成果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团结依靠广大群众而做出的不平凡的业绩；来自地主家庭的美丽女性梅雅如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妇女干部；纨绔子弟金老大挥金如土，但他在党的感召下，协助抗日政府工作，最后舍身取义……
我写他们，是想通过战争这幅雄壮的图画，反映不同的人物命运，挖掘和表现各个人物不同的心态，充分地袒露战争中民族的心理、素质、人性美丑。
记者：我是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的，许多人物、情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一’风暴”、“名伶喋血”、“梨花时节”、“虎口拔牙”等章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李伯宁：我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出版过少儿文学作品集、报告文学集、诗集。前二年编剧、组织拍摄了水利题材的电视剧《水困古城》，目前正准备改写成小说。我想在有生之年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