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校对”的日子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体验三百六十行

　　当“校对”的日子
本报记者李丽辉
五一前夕，我被安排到报社校对组“体验生活”半个月。校对和编辑记者是在报纸出版的不同环节上与文字稿件打交道，可以说彼此之间是相当熟悉的“近亲”。因此，当时我觉得放着手头那么多事不做，专门抽出半个月去搞校对，未免有点瞎耽误功夫。
第一天去报到，刚见面，副组长杨一平便“约法三章”：不得迟到早退，不得请假，注意力要集中。杨说，这是起码的要求，因为校对是两个人一起干活，一人缺席，另一个人就没法干了；而精神不集中，文中的错挑不出来就等于白忙活。
一篇稿件从发排录入到发表见报，在校对组要经过四道工序：初校、二校、三校、检查。初校是一人念小样，另一人对原稿；二校是一人念原稿，另一人对小样；三校是自己看版样、对原稿，最后一遍检查是脱离原稿看版样。我的搭档徐青是位比我年轻几岁的“老”校对，她向我简单地交待了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后，我们就开始合作了。
上午的活并不多，主要是初校和二校，徐青让我读初校，她读二校，这是因为原稿大都改得较乱，读起来不容易，而录入打印的小样则更清楚好读一些。校对读稿与一般的朗诵不同，它要求把文稿中所有的东西，包括标点符号都要念出来。开始我很不习惯，常常漏读了引号、顿号等符号，文中另起一段时也不说“另行”，弄得徐青很忙乱，不知是我念错了，还是稿件本身排错了。
吃过午饭回来，我们桌上已堆了一堆待校的稿件，徐青和我立刻马不停蹄地忙起来。桌上的稿件不断地减少，又不断地有新的待校稿件送来。等我们把所有的稿件校完，已是下午六点半了，比规定的下班时间晚了一小时。此时，我才觉得口干舌燥，两眼发涩，腰酸脖子疼，这是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桌前，眼、耳、口并用的结果。就这样，我们一天的工作量才完成了３万多字，而其他校对都完成了五六万字，比我们多了近一倍。
几天下来，随着我熟练程度的增加，我们每天完成的工作量开始一点点上升，渐渐地与其他校对接近了。但由此我们取消了午间休息，而且还常常是最后下班。有一次，报社中午放映影片《红河谷》，我和徐青都很想去看。杨一平说看可以，但工作不能耽误。影片的确很好看，而我们也付出了“代价”：等把所有的稿件校对完，晚上回家已是九点多了。徐青说：“这还不是最晚的，有时候为了赶活，夜班校对都来了，我们白班校对还没走。”
光完成校对量不行，还得保证低差错率。在几万字的文稿中挑错，真如大海里捞针。文稿中不少错字误字都似是而非，稍不留神就会被它“蒙混过关”；还有一些似非却是的字，也常常弄得人“疑神疑鬼”，精神紧张。每当从稿件中“捉”到一个错，特别是那些不易察觉的错，心里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仿佛所有的苦累都得到了补偿，校对也许本来是个苦中有乐的工作。
对校对来说，出现见报差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每星期一，是我们等待“宣判”的日子——公布见报差错。有一次，我校的一篇文章中有“翘起二郎腿”的字眼，校对几遍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直到见报后专门读报的老校对指出“翘”应为“跷”，我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只能在懊悔中提醒自己今后仔细再仔细，这个错误对我来说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４月３１日是我当“校对”的最后一天，下午杨一平说今天可以早点走，并对我说忙了半个月，可以轻松一下准备过节了。而她们这些上白班的人晚上还要来顶替夜班校对当班，以便让夜班校对好好过节休息。
当“校对”的日子结束了，我的体会很多，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报社要安排青年记者到这里来“体验生活”。我觉得，校对工作固然常年紧张劳累，但更关键的是这项工作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心。“一丝不苟”、“聚精会神”这些我们在写文章时经常使用的词语，现在用在校对人身上，我感到是那么地恰如其分，含意深刻。
也正是一字一句地在校对组读了半个月，我才发觉自己虽然读了近２０年书、拿了几个学位，但知识水平仍很欠缺。比如，不少字我的读音都是错的，总是闹“秀才不识字，只是认半边”的笑话；还有，一些标点的使用也不尽正确。现在想起那些可笑错误都会让我脸红，同时也催我努力奋进。
有人常用“为人做嫁”来形容校对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我认为把他们比喻成“把守知识大门的卫士”也许更贴切些。因为他们并没有“为人做嫁”者的委屈与不平，而是怀着高度的责任心，时刻睁大警惕的眼睛不放过任何差错，将正确无误的报纸内容呈献给千千万万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