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述评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史”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学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七十年代末期与八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为代表的简单化的方法论原则提出质疑，尝试打破束缚和禁区。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哲学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等，成为这一时期争论的热点问题，而有关孔子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儒家与宗教的关系、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等方面的讨论，都曾引起普遍关注。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说是全社会范围内“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意义在于“破”而非“立”。所争鸣的也基本上属于一般层面上的哲学方法论问题，还没有深入到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特殊问题。
二、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文化讨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民族性与时代性这对范畴极大地凸显出来。一时间比较中西成为一种时髦，而中国哲学文化的现代命运、传统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的关系，更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今天看来，八十年代的所谓中西比较多泛泛之论，但它却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同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民族性问题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存在体验的特殊性，以及任何整齐划一的原则都不可能取代对于中国哲学独特的思想价值的发掘和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特殊规律的探讨。而正是这种认识，成为走向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真正转折点。
三、九十年代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可以说是空前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九○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不包括典籍校释、白话翻译和通俗读物等），就有五六百种之多，超过了前四十年的总和。至于学术论文数目之大，恐怕已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研究范围也已全面铺开。一些原来相对薄弱的领域，如少数民族哲学、史前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区域性比较等，都有成果发表。现代（当代）新儒学研究八十年代末期从无到有，到目前已有二十余种研究著作出版。道家、道教研究发展迅速，呈现出儒、道争雄之势。尽管就学术水平而言，目前的某些成果还不尽如人意，但这种生机勃勃的气象，无疑预示着更大的收获。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量的扩张，而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了某种与以往不同的意义。九十年代的有关研究显示出相对独立的哲学的、文化的与学术的意义，开始成为一种面向宇宙、社会，面向人，面向生活的“哲学”探讨。
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的原则，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综合创新”不能只是一个原则或一个口号，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地实现综合创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冯友兰、冯契、牟宗三等前辈学者相继故去。可以说，他们所建构的哲学系统都是站在不同的哲学立场上、从不同侧面进行某种创造性综合的产物。这在冯友兰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与传统哲学的人生境界理论的综合，在冯契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传统哲学的综合，在牟宗三则为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综合。今天，如何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无疑是富有使命感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九十年代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打破禁区”，而是如何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和创造性的思考，这或许较之抛弃简单化的方法论原则更加困难，它有待于对新东西的吸收与消化，更有待于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引入和新观念的培养。
中国哲学研究在“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两方面都有待于加强。就“入乎其内”而言，我们在许多领域和方面（包括某些人们经常谈到的问题）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例如：如何认识历史上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玄学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理学与佛学的关系，传统经学方法的诠释学意义，“天人合一”的现代阐释，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以及近年来颇有争议的儒道关系、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等。
从“出乎其外”方面说，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子曰诗云”，而应在经过某种创造性转化的前提下，对一些关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现实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和建设性的思考。这类问题诸如：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与民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后现代”问题，多元化时代的生命安顿与价值重建问题，重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典籍文化与民众生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中西会通问题，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地位与走向，对人类文明格局的可能影响，等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