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现代东方哲学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争鸣

　　重构现代东方哲学
卞崇道
在即将迈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总结与反思２０世纪世界哲学的历程，在新的基点上，通过东西方思想的比较与沟通，重构２１世纪的东方哲学，这是哲学家必须思考且已正在思考的一个共同课题。
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是东方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欧洲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在不同的文化风土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若从东西两大地域区分的话，欧洲哲学可统称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可统称为东方哲学。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摇篮在东方一样，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在古代东方。东方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其哲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度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东方哲学的主流，主要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日本哲学和朝鲜哲学等，其发展历史大体可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断代。截至今日，东方各国积淀了丰富的哲学遗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足以令今日东方人引为骄傲。但是，过去的辉煌毕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盲目地陶醉于历史的荣耀之中，相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东方文化精髓的东方哲学若想再度辉煌，将面临着现代转型，也就是现代重构的艰巨任务。只有对东方哲学的丰富遗产加以整理和扬弃，才能使之在新的现时代的基点上获得发展，这是东方哲学自身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必然。
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也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需要。以古希腊哲学的形成为肇始，西方哲学在历经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阶段后，从１９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迈入现代阶段，迄今业已走完２５００多年的历程。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成的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即中国哲学强调伦理道德，印度哲学追求形而上学，古希腊哲学则以自然哲学为中心。这就是说，东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传统。
欧洲近代哲学通过最大限度地展开理性与反理性中的理性层面，而带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在理性层面上的自我局限以及与本源性自然相分离，而使之陷入深刻的主、客的分离与对立。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力图克服西方哲学的危机，把主、客统一到逻格斯以前的本源性自然之中，然终因难以摆脱西方文化背景和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影响而未竟其愿。
东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沟通的共同因素，显示出重构现代东方哲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试图克服西方哲学的根本缺陷而又不得其解时，终于把视野从西方拓展到东方，尽管他没有具体阐明东西方思想如何融合的问题，但他的确认识到只有通过与东方思想的碰撞、抉择与融合，才能最终克服西方哲学的局限性。
如果说西方哲学所理解的自然是被对象化、理性化的第二自然的话，那么，东方哲学则超越这一理解，而从本源性自然的层次上把握世界，并以之为基础发展异于西方的东方文化。如佛教哲学中的“物心一如”说，其物与心并不意味着理性层面上的主观与客观，而是指通过宗教实践使本源性主体与本源性自然达到“一如”的状态。又如瑜伽通过修行实践，使冥想由浅入深，在某一阶段主体突然转变。由宗教体验达到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从被理性化、对象化的自然向不能对象化的本源性自然的转变。显然，这与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论是相通的。另外，佛陀的“无我”思想，大乘佛教的中观论、唯识论，儒学的“天人合一”，道家的“天人不相胜”等，在对本源性自然的探究上可以说都优越于西方哲学，并且都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正是东方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再生的生长点，也是重构现代东方哲学的出发点。
重构现代东方哲学不仅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东方，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以及东盟各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向世人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亚太地区的崛起与成功这一事实既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也引起世人对东方的关注，其中自然包括对东方思想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在这种形势下，东方哲学唯有进行现代重构，才能以其新的生命力服务于现代社会。
总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看，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可能性。重构东方哲学并非仅仅意味着挖掘传统，弘扬传统，更不是复归传统；同时，也不是趁西方文化没落之时，建立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今天，我们重构东方哲学所追求的是东西方思想的沟通。这样建构起来的现代东方哲学，才能对２１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