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经济特区的理论思考——《世纪启示录》小记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

　　来自经济特区的理论思考
——《世纪启示录》小记
京海
两位来自厦门特区的青年人带着厚厚一部书稿，叩开了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大门。特区时报驻厦门记者李忆敏、厦门日报记者胡参，分别是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从内地调入厦门工作的，对这个“第二故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温馨的文化氛围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由衷的自豪。然而，当他们提起笔要为厦门的精神文明建设写点什么的时候，目光没有局限于这个小小的鹭岛，而是从全国性的社会文化问题立意，涉及对外开放与民族精神、多元化的经济与共同的社会理想、群体行为文明等诸多带有普遍性的命题。初稿在厦门日报以３个半版的篇幅发表后，不仅岛内读者反响强烈，编辑部电话铃声一直响到深夜两点，而且全国性的《新华文摘》、《半月谈》等杂志也予以转载或摘要介绍。
今年６月，这部《世纪启示录——厦门精神文明建设之路》正式出版，书中新意迭出。比如，有些人总以为精神文明不像物质文明那样实在，难以提出具体要求。而作者相信，精神文明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虚事实做。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数量、大气的质量、鸟类的数量、绿地的面积、喇叭声的分贝、公益慈善事业的捐款额、窗口行业的办事效率、居民的文化程度、国旗的数量等，都是精神文明的生动体现，是可以用一系列具体指标来衡量的。量化能避免虚化。
书中另一个显著特色是揭示了社区文化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国家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可以提出一个总体要求，但在具体操作时，必须分类实施，把精神文明乡土化、社区化、行业化、职业化、年龄化。在家事和国事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就是本职工作（职业道德）、匿名交往（公共道德）、本社区的事务（社区文明、乡土文明）等等。
该书还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这只“看不见的手”要靠“看得见的手”驱动，即既要靠道德教化，也要靠法规制约。厦门有大量的与精神文明有关的地方法规。如禁放烟花爆竹、禁止养犬、禁鸣喇叭、禁用污染性塑料制品、交通违规百分制联网管理。当初，一个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指挥部曾超越条条块块的分工，具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功能；派出所也开始从传统的治安所向社区文化的建设者转型。
精神文明建设要放眼古今中外寻找道德文化资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闽南地域文化资源。在厦门，港台歌曲不敌闽南歌曲；二是西方现代文化资源，如按国际惯例办事，邮局从西方引进低柜台服务等；三是革命文化资源，包括共产党执政的廉洁形象、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雷锋精神等。革命文化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放异彩，厦门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如党政机关设有“廉洁橱”，陈列别人送来的礼品，大大提高了机关的资信度。
长期以来，有关精神文明的理论思考似乎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识界的特长。如今，冷不丁从东南一隅闯过来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充满自信地献上厦门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整套操作性思路，给理论讲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