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铸造和平盾牌——记军事医学科学院核试验病理分队 [复制链接]

第5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为祖国铸造和平盾牌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核试验病理分队
新华社记者张东波新华社通讯员刘义强本报记者郭嘉
这是一支肩负着神圣使命的特殊部队。
３２年前，当人们为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欢呼雀跃之时，这支部队也揭开了我国核武器医学防护病理研究的序幕……
３２个春秋过去，我国不仅早已拥有了核武器这支“利矛”，同时还铸造起一块防御核武器的“坚盾”，可那些为共和国铸造核武器防御“盾牌”的科研人员却鲜为人知。
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走进了地处北京西郊的这支特殊的队伍中的一个战斗群体——军事医学科学院核试验病理分队。
（一）
１９９５年４月的一天，日本广岛和平博物馆。来这里考察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王德文研究员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为自己的祖国拥有了防御核武器的“盾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和同事们能为铸造这块“和平盾牌”付出心血而感到欣慰。
３０多年前，２４岁的王德文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防原医学研究专业，走进了北京西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大门。不久，他作为核试验病理分队的一员，奉命去了祖国西北神秘的地方，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
同王德文一样，走进这支特殊队伍的每一位成员，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国防医学事业。防原医学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要比一般的科研人员付出更大的牺牲。
走进位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全军军事病理标本陈列馆，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吴在东、刘永、徐海超和刘雪桐四位已故我国军事医学专家的巨幅遗像。他们是我国防原医学研究的奠基人。
吴在东研究员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普通病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他的论文在国外多家杂志发表后，曾引起国外同行的极大关注；刘雪桐教授早在４０年代末就在东北地方病防治研究领域屡有建树。他较早创建的核试验病理研究方法至今仍被沿用……然而，由于保密的原因，他们一直默默无闻。
尽管如此，一茬又一茬后来者依然踏着他们的足迹，走进这块神秘的领地。１９９４年，副研究员崔玉芳赴英国曼彻斯特癌症研究所学习，一年中完成５篇论文。导师希望他延期工作，崔玉芳婉言谢绝，１９９５年毅然如期回国。不久，他就出现在核试验现场。
１９９４年的１０月，我国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曾多次参加核试验的高级实验师兼队党支部书记王芝萍当时血压偏高，上级决定她不参加这次任务。她恳求说：“我参加核试验的机会不多了，再给我一次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吧……”她毅然踏上了去核试验现场的路程。可是，就在核试验现场，王芝萍突发脑溢血，倒在戈壁滩上。人们含着泪水一遍遍呼唤着她的名字：“芝萍、芝萍！”可是这位为祖国的核试验病理研究奋斗了数十年的巾帼英雄再也没有醒来。
军事医学科学院核试验病理分队组建３０多年来，先后取得数十项科研成果，把我国核武器病理研究推向了国际先进水平。他们参与完成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为摘取我国医药卫生界迄今唯一的这枚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做出重大贡献。
（二）
核试验病理研究需要大量动物，当时每一次试验，他们总要提前用车皮将实验动物运到现场。为防止动物生病，火车每到一站车未停稳，队员们就立即赶往动物车厢给动物喂水、喂食、发放药品、打扫卫生。等到达目的地，他们满身动物屎尿，好像从垃圾堆里钻出来……
１９岁从护校一毕业便参加核试验工作的女队员陶来宝，从小就怕狗，每次为狗喂食、打防疫针和做实验，都在心中为自己壮胆。一次，陶来宝见一个供狗喝水的盆子翻了，想把盆子正过来，狗“呼”地跳起来，一口咬伤了她的腿。同事们拿起木棒向狗抡去。陶来宝却上前拦住，忍着疼痛对大家说：“它是试验的宝贝，伤了，实验数据就不准了。”
试验基地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初期进驻核试验场，他们住帐篷，睡垫芦苇的地铺，喝的是苦咸水，队员们经常拉肚子。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打土坯、割芦苇、垒火墙、盖房子，挖隔离井取水喝，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
（三）
在核试验场进行动物实验，对科研人员来讲，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然而，所有的队员都争着去距爆炸中心最近、放射性沾染最重的回收车组采集数据。
一次核试验中，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高温和冲击波，将离爆心不远的动物全部杀死，烤焦的肢体和碎裂的内脏被抛得到处都是。核爆后的地表变得十分松软，地面裂开了很大的裂沟，汽车无法开进。为尽快回收动物，取回标本，队员们奋力冲向各个布点，为被抛散在各个方向的动物拍照、观察、测量、记录。
一次核试验后，许多只实验动物当场死亡。回收后，王德文和同志们连续解剖实验，胳膊肿得都抬不起来了。大家便把其余的狗埋了。那天晚上，王德文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为什么那么多狗全部现场死亡？第二天中午，他又跑到了３公里外的埋狗处，把死狗全部扒出，一一解剖，并作了检验观察记录。通过对比分析，他首次在国内外提出了核爆炸现场死亡可分为瞬间死亡和速发死亡两种情况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于实施战场救治，减少战时人员伤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项成果成为后来荣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内容之一。十几年来，王德文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成果奖２１项，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荣立二等功。
为了获取不同工事对核爆炸的防护规律，在一次试验中，队员们在爆心附近的山洞里布放了动物。核爆炸后，整个山岩松动，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布放的动物无法收回，就无法取得研究数据。几位队员戴好防毒面具全副武装地站到基地司令员面前请求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实验动物拿到，这对我们的研究太重要了！时间紧迫，没有更好的办法，基地司令员只得下达组织突击队的命令。２０分钟后，突击队成功了，实验动物取回来了。
为了铸造祖国的“和平盾牌”，核试验病理分队的科研人员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危险，把我国的核试验病理研究一步步推向前进。
（四）
核试验工作的保密纪律极其严格。几十年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早已成为每一位队员的自觉行动。在核试验病理分队，多数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出发的任务来了，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家人谁也不知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有的同志刚结婚几天就“失踪”了，有的一手握着父母病危的通知单，一手又拿着出差的车票……
尽管队员们都懂得：不爱自己亲人和家庭的人也不会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可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祖国这个“大家”，常常要牺牲自己的“小家”。１９６８年，王德文送妻子去上海娘家生孩子，刚把妻子送到医院，就收到了院里拍来的“速归出发”的电报，岳母一看就生气了，说啥也不让走。王德文急了，拿着电报请求妻子原谅，妻子背过脸去只顾流泪……５小时后，当王德文坐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时，他的女儿降生了。
李延平和丈夫同赴现场。每逢出发，李延平便把女儿送往河北老家。有一年从西北回来，李延平去河北老家接女儿，一见到女儿，赶忙伸手去抱，可女儿却躲开了面孔黝黑的她。李延平的心里难过极了。可为了工作，她和丈夫还是照例一次次去试验场，一次次把女儿往老家送……
在核武器医学防护的研究部门中，有几十支像核试验病理分队这样的集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这些动人的故事，共和国核武器医学防护的“和平盾牌”才变得更加坚不可摧。（附图片）
图为核试验病理分队科技人员完成任务后凯。张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