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不但个体不能受损，而且环境也要得到保护文物建筑与文化环境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建筑笔谈

　　文物建筑不但个体不能受损，而且环境也要得到保护
文物建筑与文化环境
王军
北京白塔寺是我国１９６１年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文革”期间其山门和钟鼓楼被毁，原址盖起的副食商店，把白塔严严实实地堵在了身后，令文化界人士痛心不已。欣闻北京市近日即将动工迁走副食店，修复白塔寺景观，于今年年内将破坏首都城市风貌的这一大败笔，永远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抹去。这个消息人们实在是期待已久了。
有人说，为什么非要迁走副食店呢？白塔不还留着吗？挡着点有啥关系？何况修复的东西已非旧物。学者们回答道，尽管损失的古物已无法追回，但修复工程仍有重大意义，一是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二是要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文物建筑不但其个体不能受到损害，而且其环境也不能受到损害。
同样，北京唯一还留有牌楼的街道——国子监街，在文物工作者的精心照料下，国子监、孔庙等文物建筑保存完好，沿街的四合院民居也得到很好的保护。这条历史上溯元代的古街，至今仍散发着浓浓的古韵。文物与规划部门要求，在这条街上，建筑物的翻新内部虽可现代化，但外貌必须要有胡同味。
又有人不解地问，保护古建筑为什么非得惊动一条街呢？学者们的回答是，文物建筑是不可以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所产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保护了文物建筑的环境，就是留下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
对文物建筑保护范围的扩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１９６４年５月，世界各国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环境纳入文物保护范畴。后来，各国建筑师们再次相约于华盛顿，通过了《华盛顿宪章》，提出要加强“历史地段”的保护，因为这些具有历史意义、保存着历史风貌的地区“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
其实，早在这两个“宪章”之间，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就已提出保护文物环境的概念了。１９５０年２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提出：“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在文物环境中的新建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无论它们单独本身如何壮美，必因与环境中的文物不调和而成为掺杂凌乱的局面，损害了文物建筑原有的整肃。”１９５１年，梁思成又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强调：“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屈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
可是当年梁思成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文物建筑所受的“委屈”与“宰割”，相形于被拆毁，已是幸运的了。以至于今天，当我们醒悟时才发现，要修正曾犯下的错误，将耗用更多的财力与物力，而许多既成的损失，却再也无法补偿！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在今天，上述教训仍未得到充分的记取。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破坏文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人虽已不再对文化遗产进行片面的意识形态批判，但正在习惯于以经济、功利的尺度对它们进行“丈量”、取舍。在此风气之下，一些文物建筑已是自身难保，又怎能奢谈环境的保护？
经济建设必须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吗？答案是否定的。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只要处理得当，新建筑与古建筑是完全能够“和平共处”的。在五六十年代，国内许多城市的古城墙都被拆除，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城墙妨碍了交通。可是西安市就没有简单地看这个问题，而是巧妙地在城墙上开门洞或豁口，把城门当成了交通环岛，一举解决了车辆通行的问题，新与旧得以两全。现在，西安古城墙与护城河几经整葺，已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环城立体公园。更为可贵的是，西安市还在城市规划中，严格地控制古城区的建筑高度，这使包括城墙在内的古城区的历史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对历史环境的划定与保护，是处理好新旧关系的重要环节。要保护好文物建筑的环境，就必须了解我们民族建筑的特点。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个体建筑样式虽较单一，但其整体性强，“谋篇布局”大有学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对它们进行保护，格外尊重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中国建筑还以低层为主，这就要求在其周围必须控制新建筑的高度。而现在特别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在文物建筑周围，不讲建筑高度的控制，片面以为只要在高大建筑物的头上戴一个民族风格的“帽子”，就算与文物环境协调了。殊不知，这些新建筑因为高度和规模上去了，外表再怎样精雕细刻，也无济于事。
人类的历史表明，经济建设对文物及其环境的破坏，远甚于战争。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迅猛发展时期，文物及其环境的保护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