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人开辟的航道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上海的改革开放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

　　在伟人开辟的航道上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上海的改革开放
新华社记者沈世纬陈雅妮陈毛弟
党的十四大以来，上海人经历了最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的五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１４％以上的速度增长，比上一个五年加快了一倍。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五年前的千余美元一跃突破三千美元大关，达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大桥飞架，新楼高耸，道路延伸，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改变了浦江两岸的旧景。市场化、货币化、国际化的新机制，迅速更换着旧体制机器的部件，使大上海作为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日趋显现，被联合国官员称赞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历数五年巨变，上海人心中充满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感激和崇敬，充满了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使上海抓住了新的机遇，驶向一条新的宽阔航道；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更为这条航道注满了活水。小平同志１９８８年以来曾七次亲临上海视察，对上海的改革发展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邓小平文选》三卷中谈到上海就有５６处之多。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小平的嘱托，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把伟人描绘的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继８０年代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后，小平同志在９０年代打出了上海这张“王牌”：“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上海市党政领导从中领悟到，这绝非仅仅就上海一地的发展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而是小平同志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环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战略思考，是确立上海在９０年代、乃至下一世纪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一种全新的战略定位。
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格局看，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广大腹地推进，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区在这一轮的发展中举足轻重。从这个意义出发，上海是一个“龙头”，一个“基地”。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
从国际经济的发展态势看，世界经济重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上海历史上就是东亚地区的国际性大都市，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上海是一张“王牌”，可以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赶上和超过周边一些起飞较早的国家和地区。
“龙头”与“基地”，“王牌”与“捷径”，上海市委、市政府为此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对于如何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小平同志也有着高远而明确的设计：“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根据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一决策，为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一锤定音！
五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小平同志战略思考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何等的英明：
正是由于这样的战略定位，上海才下决心重新选择自己的城市发展战略，果断地实行“两个转变”：城市功能从单一的生产功能转变为综合服务功能，产业结构排序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并据此明确了“三个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正是由于这样的战略定位，上海把金融业的发展摆到“先行”的位置上。五年内金融业超常规发展，形成了以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地方银行、合作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七个层次的金融体系。外资金融机构达到２１０家。海内外融资手段和渠道不断拓展，为上海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正是由于这样的战略定位，上海人认清了自己的使命、找准了自己的方位，多年积攒的潜能如喷泉奔涌，以奋发的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成就了让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你们要抓住２０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小平同志生前到上海视察，每次谈到机遇和发展，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１９９２年春节，小平同志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能放过。”
１９９３年春节，小平同志又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１９９４年，小平同志最后一次来上海，回京那天，他特地把吴邦国和黄菊同志叫上火车，殷殷嘱咐：“你们要抓住２０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
上海人民怎能忘记小平同志这郑重的嘱托！在机场大道，在人民广场，在所有重要的场合，上海人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写在最醒目的地方，既昭示世人，也提醒自己。
由于旧体制的包袱和惯性，上海人自我禁锢，丧失过一些机遇。８０年代在上海工作的江泽民同志多次组织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鼓励上海人再也不能自己束缚自己手脚。在学习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机遇的理论时，在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时，各部门一件一件地反思那些“抓到螃蟹没尝到鲜”，甚至由于准备不足，机遇来了惶然失措的事例，痛感倘若在这最后的机遇面前再无所作为，将愧对历史，愧对小平同志！
市委书记黄菊一再提醒上海的各级干部：从全国和周边国家看，新的发展机遇并非上海独有；从上海来看，上海的机遇也不等于各部门、各区县的机遇。没有强烈的机遇意识，面临的机遇就会丧失，出现的机遇就抓不住，看到的机遇就不会用。
“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形成上海各级各界的强烈共识。在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步骤上，上下一心，未雨绸缪，闻风而动，开足马力，把机会的效益发挥到极致。光是项目的准备，上海市就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数据库，滚动筛选了数千个重大项目，供投资者“点菜”。
浦东开发开放是９０年代上海最重要的机遇。上海高举开放的大旗，东西联动，全力推进。十大基础建设工程提前两年完成后，又紧锣密鼓地展开第二轮“十大工程”；基础性开发初具规模，功能开发又不失时机地拉开大幕。海内外不少金融机构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市场纷纷移师浦东，既发挥了辐射效应，又聚集了人气。新区经济持续以高出浦西一倍的增幅高速增长，国际化、市场化、多功能的运转体系正加速形成。
建立国家级要素市场，这是上海构筑三个中心的重要步骤。在上海有关部门精心筹划下，短短三年，上海金属交易所等国家级要素市场纷纷落户上海。一个以国家级市场为龙头、区域性市场为骨干、地方性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初具轮廓，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加快向这里积聚。
上海要发挥城市综合服务的功能，经济结构的调整刻不容缓；特别是庞大的工业体系得不到改造和升级，就会拖城市发展的后腿。早下决心早主动。于是，始于８０年代末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党的十四大以后，更以“壮士断腕”的魄力迅速推进。于是，新的支柱产业壮大崛起，传统工业开始脱胎换骨，第三产业比重从３１％上升到４４％，高新技术产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２％提高到１０％。
为了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上海制定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金的开放战略。外商投资源源不断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利用外资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６年连年突破百亿美元；外贸出口以高出国民生产总值的速度持续增长，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达到４０％以上。上海的经济运行因为有了长袖善舞的广阔空间而具备了相当的抗波动能力，实现了有速度、有效益、有质量的良性循环。
“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激发创新精神，都要有“零的突破”。人们可以发现，不少具有这种突破和开创意义的事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第一份电真空股票，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发行Ｂ股的股份公司，第一家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第一家期货交易所，第一块以批租形式有偿转让的土地，第一个地区性国有资产管委会，第一个社会性的再就业中心……
曾经是计划经济模范执行区的上海，一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区。这得力于上海人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深刻理解，更得益于小平同志的直接教诲。小平同志与上海市负责同志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三个“一点”，“点”中了上海人的要害，也给了上海人勇气和信心，激励他们从改革的“后卫”走向“前沿”。市委、市政府按照党的十四大的精神，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领先战略，制定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的实施步骤，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为了冲破旧体制的思想羁绊，上海市委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理论务虚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区县局、部委办的负责人聚集一堂，闭门谢客，学习理论，开动机器。决策者们在务虚会上谈新思路、新举措，交流思想解放的成果。市领导“坐堂会诊”，缺少思路的、没有创见的，自己就会坐不住。这样，启动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一道道新的发展方略在这里形成。
国有企业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江泽民总书记对上海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寄予厚望。上海根据十四大提出的总体要求，大胆实践，按照“企业优胜劣汰、职工能进能出、经营者竞争上岗、资产保值增值、社会保障完善”五大新机制和企业内部的“五个加强”及２２个量化指标，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全市２４２个试点企业制度创新、机制转换进展顺利。
资产负债率高和劳动力分流转移是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的两大难题。上海市领导亲自动手攻坚破难。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的智慧和创造，推出了“六个一点”和社会再就业新机制的大胆举措，获得显著成效。仅仅两年，全市国有独资企业总资产增长了五成多，资产负债率由８０％下降到６７％；五年中，近９０万由国企分流出来的职工通过全市九大“再就业中心”和各种市场渠道获得重新就业。
城市建设和旧区改造，可说是上海改革创新又一精彩篇章。面对欠账太多、超负荷运转的上海，不少人望城兴叹：如此浩大的改造工程，到哪里去筹措数千亿的巨资？“土地级差效应”的思路打开，脚下的土地变成了滚滚财源，不仅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面积旧城旧区改造得以实现，还为城市和经济的重新布局赢得了新的空间。一个以中央商务区、中心商业区和城市外围的新兴工业区为主要轮廓的城市形态崭露新姿。与此同时，２００多万市民乔迁新居，上海人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得以明显改观。受到盘活存量思路的启发，上海推出了出让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权的举措，已建成的道路、桥梁一经出让，迅速回收投资，转而成为新一轮基础设施的投入。
上海决策者在改革的探索中提出，改革发展一定要坚持三个“特”：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同时充分考虑各方面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上海的改革并非没有困难和阻力，但他们坚定不移地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以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成功地把一项一项改革推向前进。
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视察南方到上海时，要求上海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答卷。他说：“到本世纪末，你们上海浦东及广东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搞的是姓‘社’不姓‘资’。而且你们两个方面都要做标兵。一方面你们要讲综合国力，第二方面就是精神文明。”遵照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要求，上海市党政领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坚持群众参与，虚事实办，常抓不懈。上海每一项经济改革的推进，都伴随着精神的动力和精神的成果，都伴随着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
放眼看，在伟人开辟的航道上，“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上海稳把舵，满张帆，向着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向着辉煌的２１世纪，破浪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