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三十年以前，一位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对中国古代艺术、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的贡献有如下的估计：“我们知道中国的艺术、文学、人生哲学越多一点，我们越敬仰中国古代文化水准之高。数千年以来，中国不绝地有聪明渊博的学者毕生在搞学问。假若我们把历史时代所有人物的贡献，积累起来算一笔总账，则中国的文化要算世界上最宏大的。我们决不怀疑中国人所具有的，探索自然科学的才能，但是他们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真的微不足道吗？怀德海这种具有偏见的主观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研究了历史上的具体事实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苏联尤金博士从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的一切领域，包括自然科学、艺术、文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等在内，其发展都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所引起的，并在其发展中取决于社会必需的物质资料之生产。”我国古代物质资料的生产既能引起艺术、文学和历史学到达一定的水准，那么为什么单对自然科学会没有影响呢？拿天文学来说罢。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称为七曜，这是高悬天空有目共睹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里，人民的农业生产，一年当中五谷的丰登，要看作物下种和收获的得时。在很古的时候又没有历本通书，农民要晓得四季的推移，自然只有看日月五星在天空二十八宿中的位置，所以天文学在封建时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事。年、月、日的周期自人类有历史以来早就知道的，但金、木、水、火、土五星环行一周的日期就要靠天文学家的勤劳而细心的长期观测，才能知道。古代希腊天文学家托拉玫所得出五星的周期数目的精密程度，只能和我国史记天官书中的数字相比，直到十六世纪，杰出的哥白尼方知道五星环行的确切日数，他的精密程度才能和我国后汉书律历志所记的数目字相比。显而易见，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造诣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可惜像这样的事实，不但西洋人不知道，连我国人自己知道的也很少。在天文学如此，在数学、化学、生物、地学，我们古代也积累了不少知识。自然科学有一个特点，他和艺术、文学、哲学不同，他照例是和生产联系着，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有一传统的特点，即强于技术应用的科学。有许多古代科学技术知识，连书本子上也很少纪载，这种科学技术知识是包括在世代相传的农业栽培、水利及水患防治、建筑桥梁船舶，钻掘自流深井，以及在千百个从经验积累出来的中医药方里面。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到莫斯科时，苏联科学院李森科院士曾建议中国生物学者应该总结农民的经验，他认为：这样作，收获一定会是很丰富的。我们知道我们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遗产的丰富，因此，把他们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综合分析，做出总结，一方面发扬历代劳动人民苦心孤诣地日积月累所获得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在大众感性认识所得的成果上再提高到理性认识，进一步应用到实践上去为人民谋福利，应当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有人以为我们应该面向将来，不应该再留恋过去。这话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对社会进行的伟大革命不仅不排斥以往文化发展的一切成就，相反地是以利用这些成就作为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前提的。最近我们得到一个例子，证明古代所积累的历史材料能很好地支援工业建设而得到一定的成果。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途程中，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将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得到苏联的无私的支援，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从选择厂址、搜集资料、设计装备直至开工运转，所有方法统将是最先进、最新式的。照建厂的程序，在选择厂址时，首先要知道建设地点的地震烈度，地震烈度若会达到七度以上的地方，基本建设上就要加防固设备；地震烈度若会达到十度的地方，那根本就不能建厂，其他条件虽如何适宜，也只好放弃，另觅地点。决定厂址的使命如此迫切，中国科学院就组织了历史工作人员大规模搜集历史上关于各地方的地震材料。花了六个多月时间；历史工作人员经常和地质、地震、建筑专家取得联系，反复讨论，现在可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使命。不但建厂重要地点的地震的烈度已经初步定出，而且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地震的等震线图也可画出。这次工作可说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史料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开端，从这次工作我们更能体会到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之可宝贵。
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本科学的理论研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明，客星是天空中原来光线微弱幽暗的天体，骤然发亮起来，但不久又复暗淡不见。表面上他的忽现忽隐和彗星有些相似，所以中国古代常把彗星和客星混而为一。实际上他不在太阳系内，和恒星一样遥远，在天空的位置也是很少移动的。他的光线幽暗以后，仍然能发辐射。十多年以来，天空中不绝地发现了无线电波的射源，即射电源，到近来才证明了这种射电源大半来自曾经一度大放光明不久又复幽暗下去的客星，即天文学上所谓超新星。一九四八年在仙后座里发现了一个无线电波强烈的射电源，一九五二年在这射电源的方向以巨型的望远镜发现了一小团淡薄的星云。这星云内部气体以每秒钟一千五百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着。苏联天文学家巴连拿果和史克洛夫斯基估计这星云的视直径不过二分半的角度，他既以这样的速度扩展着，所以断定他的爆发不会超出二千年。史克洛夫斯基在世界各国天文纪录中寻觅在仙后座上爆发的超新星，终于在中国历史的纪载上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材料，这客星于晋太和四年（公历三六九年）春二月初见于紫宫西垣，到七月才不见，从此可以算出这星云距太阳系约一万光年左右。空中的射电源正在被发现，到现在已有二百多个。射电天文学提供了认识宇宙的一种完全新的方法，因此天文学家对于历史上客星的纪载也感觉格外需要。去年十一月间苏联科学院天文研究会曾来信要我们考证相当于世界上射电源最强烈的超新星爆发的历史纪录，对于这项工作，我们是义不容辞的（考证已有初步结果，将另行发表）。
自然科学是具有高度国际性的，无论理论科学上的创作，如门得列也夫化学元素周期律；或药学上的发明，如青霉素的制造；一经发现便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产。在古代，因交通隔绝、消息不灵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常靠师傅传授给徒弟的方式以流传，所以流通很慢；如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我国已知道造纸，但到十三世纪的中叶才传到欧洲。而且来历有时不容易弄清楚，如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的发明，经过王振铎、冯家升、张荫麟等多人长期的考据研究才明白它们的来历。指南针和火药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过去起着巨大作用，他们的考证对于世界文化史是很有帮助的。在古代的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发明和发现其来历至今不明。如中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也有二十八宿；我国有以摄提格为首的岁星周期，印度也有以同一名称为首的岁星周期；这两种制度同出一源是无问题的，究竟是印度还是中国首先应用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或是二者都是从别一国家传授过来却成问题。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法、德、英、美四国的天文学家、东方学家对于这一问题争吵了五、六十年，不得结果，印度师觉月博士以为中国古代历法天文数学知识大部传自印度；浙江大学钱宝琮教授则以为印度算学在公元第五世纪以前原未发展，而中国算学输入印度彰彰可考。意见的如此分歧，便是由于我们对于古代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我国和印度比邻接壤，二千年来和平相处，文化使节时有来往。我们的哲学、艺术受了印度巨大的影响。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从印度吸取了不少精华。但是像上面所讲后汉书里五星周期的数据，则自从史记和前汉书里的数字演进而来，不能是外来的产物。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是所传授到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些什么作用。在农业和生物学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梯田制度盛行于我国西南各省和丘陵地带，也盛行于日本和南洋。梯田对于农业生产及水土保持是有极大作用的。梯田制度的创始与发展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英国李约瑟博士近来写了一部七大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本已出版），其中讲到从汉到明一千五百年当中，我国有二十几种技术上的发明，如铸铁、钻深井和造航海神舟等等技术传到欧洲。这种技术的发明、传播和他们对西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应该加以研究和讨论的。我们的农书、医书和道藏，卷帙浩繁，里面保存着不少宝贵的材料，可以提高生产，增进健康，如何把他们作科学的整理，弃糟粕而取精华，也是急不容缓的一桩事。
总之，我们古代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异常丰富，我们再不能置之不理，任其埋没于故纸堆中了。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的文化史说得甚少。现在世界和平阵容日益强盛，国际主义将成为世界史的主导思想。苏联科学院已着手准备编写多卷集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将与过去资产阶级所著世界史的忽视或轻视俄国、各斯拉夫民族、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各民族在世界中的作用作斗争。为完成这一重要任务，苏联科学院号召了史学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和科学与技术史专家进行创造性的合作。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