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的转变之五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东部沿海的再就业工程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实践篇

　　东部的转变之五
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东部沿海的再就业工程
本报记者陈杰赵京安
市场要求：对劳动力资源作重新配置
国有企业实现“两个转变”，有一个难度大、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家、企业、劳动者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企业要跳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扩大招工的旧模式，转向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新路子，必然触及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没有这个“阵痛”，市场机制的“新生儿”就永远不会呱呱落地。对此，在东部各级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中有愈来愈多的认同。
进入九十年代，上海市累计有一百零九万人次离开原来的岗位。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和创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使八十九万人次重新就业，完成了超过一座中等城市人口规模的劳动力资源的大配置。
目前，在青岛市、宁波市的纺织，杭州市的丝绸等传统行业，总计万余名富余职工进入当地托管式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从合同制过渡到劳动力市场。
记者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地方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富余职工较多的行业和企业，一般闲置资产也较多，特别是在停产、半停产、关闭重建等困难企业，劳动力的富余与资产的闲置并存。针对这一现状，青岛市以行业为主体，把优化劳动力配置与优化资本结构同步实施。一九九四年以来，青岛市纺织总公司在实施合资嫁接、兼并破产等资产重组盘活中，开展行业调剂和劳务输出以及“人跟设备走，带资安置”，在盘活存量资产的同时，着力盘活存量劳动力，较好地解决了行业内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使富余职工最大限度地得到安置。
在东部，原来相当长的时期曾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有、集体企业，目前不仅难以承担分流安置下岗待业人员，而且在破产兼并、减人增效的过程中，还要吐出一批富余人员。因此，各级政府都重视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创造工作岗位。
“退二进三”，“腾笼换业”，从传统产业和行业转向兴办各类市场、劳动服务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分流吸纳富余、下岗职工的有效途径。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济南市扶持纺织、化工、物资、供销等十五个系统的四十多家企业，兴办各类工业品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四十三家，发挥了潜能的下岗职工占到这些市场从业人员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办市场不仅缓解了再就业的压力，而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济南有城无市、大城小市的状况。
在东部，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城市社区服务业，虽然尚未形成规模，但延伸的前景广阔。上海的卢湾、南市、杨浦等区建立了以便民利民服务为内容的市民会馆、服务中心，拓展社区服务，扩大就业容量。济南市永庆街居委会组织下岗职工办起了包子铺、拆洗缝补组和电器水暖安装等项目，积累资金后，他们又办起了理发店、服装店和商亭，还搞起了昼夜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的零点计时工服务。
迈向常规：建立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机制
通过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用市场调节的方式，吸收、分流下岗职工，在东部各省市很普遍。
在上海，已有四百多家职业介绍机构，为用工单位和求职者提供招工和求职服务，劳动部门所属的职业介绍所全部实现了供需信息计算机联网。在宁波，原制锁总厂的女工张莉萍下岗后，从自己求职的艰辛中受到启发，办起了“好运来”职业介绍所，为下岗职工介绍就业的岗位。
海南省建立了人才劳务一体化市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在当地，要招人、求职都来找中心。
深圳劳动力市场重点加强了对夫妻双待业、单亲及大龄妇女等困难就业群体的安置，实施了大型就业交流会与各类招聘专场相结合、中高级人才推荐与困难就业群体“一对一”定向推荐相结合，以及建立再就业基地等富有成效的举措。
有形的市场，无形的机制。俯瞰广阔的东部，一个开放的、竞争的、多方位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和机制正在形成。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国东部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传统产业中存在着一大批下岗劳动力，而他们的文化、技能素质与信息、金融等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行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距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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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职工的职业价值观和择业观与市场错位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受传统的计划体制的长期影响，不少人注重“所有制身份”和“行业贵贱”，宁愿领取微薄的生活救济金，也不愿在社会上从事具有一定风险性或苦、脏、累的服务性的工作，缺乏在劳动力市场谋生的能力。也有人了解了新工作制度后，感觉自己吃不消而放弃。
因此，开展转岗培训，转变择业意识，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在杭州市１２６传呼台的机房，当了“呼嫂”的纺织机械厂的下岗女工寿志娟告诉记者，她们从意识到技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上岗过程，其间曲折的心境颇令人回味。
减震助推：构架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
绍兴、宁波等不少地方劳动部门的负责同志反映，如今“就业中的隐性失业，失业中的隐性就业”现象十分严重，前者说明企业削减冗员难，后者反映了下岗职工在新单位上岗后不愿与原单位脱离劳动关系。
根据记者的调查，这些现象与职工担心因职业不稳定而失去医疗养老保险等生活保障有关。
据了解，下岗职工多数年龄在４０岁—５０岁之间，不少人是曾经上山下乡的“文革”中毕业的“老三届”和“小五届”。以广州为例，在４３３８６名富余职工中，４１岁—５０岁者占４５．９３％；其中女职工占５６．６２％。他们在身强力壮时，经历了低收入、高就业阶段，如今转岗时，一般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又要作一次牺牲。从职工担忧的目光，显现出解决再就业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深层矛盾。
东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从总体上说还不健全，大部分省市的社会保险尚未覆盖城镇所有劳动者，而且有的省失业保险的承受能力与失业压力的矛盾日益突出，功能显得脆弱。
在这种条件下，东部多数地区的政府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为下岗职工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保障；他们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构造了社会的“安全网”，积极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青岛市职工的生、老、病、失（失业）、伤由过去的企业保险转为社会保险，全市城镇各类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全部实行了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下岗职工多渠道分流安置和自谋职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我国东部的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些新机制的诞生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走在前列。深圳市的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各项费用都由社会保险机构统一筹集，集中发放，全市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高效、统一，市里设社会保险管理监督委员会，成立了直属政府领导的社会保险管理局，各区建立分局，改条块管理为垂直管理。在天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分所有制，不分身份，包括机关、事业单位所有从业人员在内，实行全方位、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了企业和职工平等竞争的权利，职工流动时只需考虑岗位的适合和收入的多少。
先行者的足迹给我们以启示，社会保障是解决劳动力再就业的不可缺少的“减震器”和“助推器”，只有覆盖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能进能出的、真正劳动力市场才有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