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化建树——《国学大师丛书》出版感言 [复制链接]

第11版(书评)
专栏：

　　世纪之交的文化建树
——《国学大师丛书》出版感言
李中华
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历经七年之久的卓绝努力，一套共２８册，７００余万言的“重写近代诸子春秋”的《国学大师丛书》终于全部与读者见面了。它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翻开《国学大师丛书》的首页，在张岱年先生为该丛书撰写的总序中提出：“综观周秦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受到列强的侵凌，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该丛书的策划设计者兼总体编辑钱宏先生在其“重写近代诸子春秋”的分序中，把张先生的论断径直概括为“诸子百家三代”说。并提出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乃是在中华民族生死续绝、内忧外患、险象环生之际，应时代之需要而“傲然出世”的。
《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者、组织者，即是以历史发展眼光，在世纪之交、千纪年转换的历史关头，为读者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以期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为中华学术之转型及民族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历史的借鉴。
因此，该丛书的特点，首先在于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敏锐的历史眼光。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到今天的东西价值观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面对中国文化在本世纪末所遇到的多重挑战，积极寻找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学大师丛书》把本世纪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文化问题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放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思考，无论对过去学术文化的历史总结，还是对下一世纪文化发展的展望，无疑将起到启示作用。
其次，《丛书》以翔实的史料、平实的论证、严谨的学风，揭示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的整体风貌和他们“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广阔胸怀，在时代文化转型的汹涌大潮中，以理性精神去申诉中华民族的苦难，去探求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去摸索殖民、强权统治下的真理、正义和光明。
第三，历史是连续的。中华学术的发展，虽几经历史的磨难与变迁，但它却始终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此即“国学”这一称呼之所以成立的内在原因。《国学大师丛书》的命名，即包含了“国学”这一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学术的连续性。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国学”一词尚无统一界说，但顾名思义，则可理解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或在中国文化母体中产生和形成的学问总体。随着西学东渐和世界的近代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受到冲击，但经过“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的大师们对西学的吸收消纳，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国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亦随之发生变化，遂出现以近代史学观、方法论为工具的“新国学”。如胡适、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首开风气，随之便有梁启超、钱穆二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胡、冯、梁、钱四子之书虽然皆受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但其研究的对象仍未脱离中华文化之母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国学”，乃是中国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乃至包括中国传统的“小学”在内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及中国传统文献学意义上的目录、版本、校勘学等等，亦即旧时所称的经、史、子、集、文、艺、佛、道等七大部类在近代的延伸。用传统方法研究上述内容是“国学”；用近代方法研究上述内容的也是“国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正是“国学”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学术需要。“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的论断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反映了“国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是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代为“国学”现代化立下了一座文化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