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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在韩国——访韩国成均馆馆长崔根德先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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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7-08-23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儒学研究在韩国
——访韩国成均馆馆长崔根德先生
本报记者李炳清
在韩国新闻中心的安排下,记者最近专程采访了成均馆馆长兼国际儒学会理事长崔根德先生。成均馆是一所专门培养儒学研究生的大学,创立于1398年。崔先生就韩国儒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向记者作了详细的介绍。
儒家学说是中国两汉至明清的2000多年中处于正统地位的思想。汉唐以来,儒家学说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文化发展的主导思想。在韩国,儒学叫儒教。为什么叫儒教?记者请教崔先生。他说,儒学传到朝鲜后,曾有儒术、儒教、儒学和儒道等说法。1899年,朝鲜李氏王朝的高宗皇帝把儒教宣布为宗教。当时虽有不少儒林反对这种做法,但无济于事。崔先生说,儒学试图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施加直接的影响,对西方人来说,这是宗教而非哲学的任务。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把儒学说成准宗教或宗教,似乎未尝不可。
崔先生说,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王国都留下了表明很早就存在儒教影响的记载。以高句丽为例,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就设有中央儒教太学(国立大学)。在地方上也设有私立的儒教书院。百济大约在同一时期也设立了类似的学府。应该说,这时的书院已开始在社会上起教育的作用,掌管培养人材和选拔官吏,使儒教最终成为国家的统治理念。
统一后的新罗朝廷曾多次派遣学者到唐代中国考察儒教学术机构情况,并带回大量的有关文献。虽然,新罗朝已规定佛教为国教,但儒教却仍是国家哲学和结构的主柱。即使到了10世纪,高丽王朝建立时,佛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宗教领域已起主要作用,但在人的基本伦理、日常道德乃至国家的统治哲学等方面,却是儒教在起作用。
崔先生说,1392年,李成桂将军发动了起义并自立为王,他清除了佛教对政府的影响,并且改用儒教作为治理国家和维护伦理礼仪的指导规范。接下来5个世纪的朝鲜李氏王朝,一切复兴佛教的努力都受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反对。这种官方的压制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的末期。总之,在李氏王朝,儒教享有国教的地位,在思想界享有支配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新儒学,其中程朱理学是主流。李氏王朝初期标榜至治主义,称为义理学、道学,然后性理学成为学术界中心;到了中期礼学兴盛,实学开始萌芽。实学是作为对儒学官学化、梗塞化的反省而出现的,曾取得相当的成果。
1910年,当日本人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后,儒教大体上有三种选择:一是誓死抗争,属于这一类的儒林有抗争到底最后殉国的,或者生存下来的人流亡到中国等地,继续从事独立运动;二是标榜教育救国,他们是想培养人才,以第二代、第三代之手夺回国家的学者,属于这一类儒者留在国内,在固守传统的同时,专心于教育下一代,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迫害与干涉;三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流合污,属于这一类的人,成为炮制皇道儒学等反动理论的急先锋。
崔先生告诉记者,1945年朝鲜光复后,儒教曾一度设想再建和复兴。但由于儒教未能知时识势,不合时宜,也没有考虑随时变易,儒教即使有过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过努力,但已很难取得什么成果。
那么,现在的韩国儒教状况如何呢?谈到这个问题时,崔先生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以往由于接受无节制的西欧文明和拜金主义的泛滥,造成价值观的混乱,形成传统思想日下的风潮,儒教只能被社会所疏远。但是,近年来儒教在韩国成为人们新的关注对象。其主要标志是:1.成均馆依然存在。目前,成均馆提出要使儒教理论现代化、儒林组织大众化、儒学精神现代化三大指标;2.全国保存233处乡校。乡校是王朝时代国立的中等教育机构,由当地县郡守令任首长,负责指导监督。现在的负责人是典校,设掌议等机构,并受成均馆管辖;3.全国有百余所书院,书院安放朝鲜历代杰出儒贤牌位,既是祭祀之处,也有教育的功能。书院与乡校同轨,并由所奉祀儒贤的后代和当地共同运营管理;4.有儒道会的组织。以全国最基层行政区域为单位组成支部,在9个道和特别市、直辖市设本部,在中央设总本部。下属青年儒道会、妇女儒道会、儒教学生会等组织;5.韩国一些大学的哲学系,也进行有关儒学的教学与研究。
“儒教热”产生是有原因的。崔先生说,第一,儒教的“以人为主体的人本主义思想”,对提高现代人的内在素质,克服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有很大的帮助;第二,形成了以儒教思想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原动力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儒教对人际关系的确定和义理精神的树立,将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勤俭节约,孝悌忠信,先公后私,爱亲敬长等儒教伦理,将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为此,重新发扬和确定儒教伦理,克服现代产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使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等,都是对儒教日益关注的理由。
有部分韩国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18世纪已敲响了儒教的丧钟,儒教已经死亡,只有其形骸残留在博物馆的角落里。即使儒教复活,但对现代产业社会还能有什么用呢?对此,崔先生则认为,儒教已经陈旧是事实,但如果对它进行改造和转化,便可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有利因素。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或伦理,不可能不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儒教也不可能例外。可以说,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问题,已经不只是韩国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东方儒学文化圈的地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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