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夺走的一代”——澳大利亚土著问题（之一）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连载

　　“被夺走的一代”
——澳大利亚土著问题（之一）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李学江
最近，澳大利亚土著人在国内和国际讲坛上，对澳政府的土著政策提出控诉，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这迫使澳土著事务部长不得不在最近于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土著问题会议上，为联盟党政府作出申辩。但在国内，土著人采取的法律行动却初战受挫。８月初，澳联邦最高法院就白澳时期政府对土著儿童的政策作出判决说：北部领地１９１８年颁布的允许政府将土著儿童强行夺走的法令从宪法上说并不是无效的；该法令并不含有种族灭绝的宗旨。这项判决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深思，从纯法律角度讲，法院也许不错；但若从人道角度说，这样的结论则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让我们来听听“被夺走的一代”的控诉。
我的祖母叫李百佳，出生于１８９０年前后……５岁时，来了一群教士将她带走了……她２３岁时就死于肺结核。祖父带着４个女儿过着土著人的传统生活。一天他对我妈妈说来了一个警察，叫他在一张纸上签字，说是要将孩子带走受训练，以便长大会工作，要是他不答应，就送他进监狱。４个女孩虽然大哭大叫，还是被送到了悉尼的一家收养院，且姊妹们被拆开了。其中瓦奥莱蒂两年后死于肺结核；妈妈２０年眼泪未干，才盼到与妹妹玛利见面。
收养院的管理是严厉的，甚至是残忍的。所有的女孩都要学习擦地、洗衣和煮饭。妈妈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因为动作慢了些，就被绑在了木桩上，她当夜就死了，死时还拴在那根桩子上。姐姐安蒂身材大些，１２岁时就被送去做厨师了；妈妈长得小些，１４岁时被送出去当了小保姆，一个人一天２４小时负责看管４个孩子。妈妈说，她看到同她在一起的一些土著女孩被捆绑，遭受主人的性侵犯；怀孕了就被送到教会团体去生育，而另一些女伴则再也不知去向。妈妈她们从未得到过工作报酬。
１９５２年，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一天早晨一个教会的人和一名警察来到我家。我听到他们对妈妈说，要将两个女孩带走送入收养院。爸爸说，你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那个教会的人说，他们有权这么做。接着，他们连吻别父母的时间都不给就将我们带走，送到内地的一个收养院。那时我１１岁，妹妹才７岁。父亲两年后就死了，再也没见到他，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就是临别时的那满脸忧伤。
收养院有些管理人员很凶残，他们往往用皮带和藤条抽打女孩子们，或稍有过失就把她们关进黑暗可怕的地下仓房或陈尸所。母亲每当换季时都会寄衣服给我，但我只收到过一次，有的小衣服被管理人员扣下给他们养的猫狗穿了。那么冷的冬天，我去上学时连袜子都没得穿。后来我被送到一个苏格兰女人家里，整天是缝纫、织补、做饭、清扫，还要给她的客人洗衣服，不到夜里１１时，不能睡觉，以致早晨上学总是迟到，而晚上又没时间做功课。那段时间活得很悲惨，我觉得我几乎是活不了了，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年，直到１９５７年，我才终于见到了妈妈。
这是悉尼一位５０多岁，名叫珍尼弗的妇女的亲身遭遇。然而她还不算是最不幸者，一位名叫约翰的土著人控诉说，他不到１０岁便被强从家中拉走，送往一个叫金车勒的收养院。一次他只对管教人回了一句嘴，便被上了夹道刑。他说，你想象一下，让７９个男孩站成夹道打你，打得你鼻破肋折，灵魂出窍，包括你的兄弟在内都不得不动手打你，那是多么可怕。可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下面则是另一位土著妇女的回忆。“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抱住我的脖子和腿，拼命地哭叫着，我没法挪动。我很不安，但我想他们是警察，他们该知道是在做什么。我们被塞进了车里，告诉说是去见妈妈。但是他们却抓住我不放，不顾我怀里小妹妹的哭喊，把我们押上了送往收养院的飞机。”而西澳多德森姐妹三人则是在１９３０年被索链拴着手脚丢进卡车与父母痛别的。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杜甫１０００多年前描写强拉壮丁时的诗句，如果借用来描写白澳时期澳土著儿童被强行从家中或父母怀抱里夺走时的悲惨情景，不更真切得入木三分吗？（本报堪培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