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乾《有感》的有感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读萧乾《有感》的有感
李景端
萧乾先生１９９６年８月７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尤利西斯〉第三种译本行将问世有感》一文，文中强调了“译书并无专利，同行也非冤家”的见解，读后深有同感。严复早就讲过“译事难”，不管是按“信、达、雅”的标准，还是按“形似、神似”乃至其他什么标准，要真正做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号称“天书”这么难译的《尤利西斯》，允许、甚至鼓励翻译家按不同的方式去“破译”，通过实践和比较，以求得两种文字较完满的转换，这更显得十分必要。这里我不禁想起了１９９１年我曾试图劝说钱种书先生来译《尤利西斯》，并打趣地对他说：“叶君健说，中国只有钱钟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钟书能边译边造汉字。”对此，钱先生给我写了以下的回信：
“来函奉到，愚夫妇极感愧。老病之身，乏善足述。承叶君健同志抬举，我惶恐万分。《尤利西斯》是不能用通常所谓‘翻译’来译的。假如我三四十岁，也许还可能（不很可能）不自量力，做些尝试；现在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德译《尤利西斯》被认为最好，我十年前曾承西德朋友送一本，我略翻一下，但因我德语不精通，许多语言上的‘等价交换’，领略不来，就送给人了。金同志曾翻译一些章节，承他送给我，并说他是最早汉译尤利西斯的人；我一时虚荣心，忍不住告诉他我在《管锥编》３９５页早已‘洋为中用’，把《尤利西斯》的一节来解释《史记》的一句了！告博一笑。”
仔细回味钱先生的这封信，再联系萧乾的那篇《有感》，使我产生了这样三点联想：
其一，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必须要有作牺牲的决心。《尤利西斯》问世后７０多年一直没有中文全译本，太难译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钱先生信中把译此书戏称“别开生面的自杀”，这当然是钱先生的一种幽默，但当时我找过英语界专家王佐良、周珏良等人约译此书均被谢绝却是事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算是“八十衰翁”的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敢于“自寻烦恼讨苦吃”，把翻译《尤利西斯》全译本的任务担当了下来。是图名吗？萧乾的名声够大了；是图利吗？萧乾夫妇一开始就决定，把翻译稿费捐赠给上海文史馆。冰心先生曾风趣地称赞说：“萧乾晚年很会消遣，居然消遣出一部了不起的《尤利西斯》！”我最清楚那几年萧乾夫妇是怎样“消遣”的：每早５时就动笔，一天起码干１０小时以上；谢绝了所有别的约稿，把“老命”全给了乔伊斯；４年中做了６万多张卡片，为全书附了近６万条、约１０万字的注释；先后向爱尔兰使馆、英国朋友、金陵神学院、天文台以及季羡林、杨宪益、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个人，请教了历史典故、怪字、土语、梵文、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疑难问题１０００多处……正是靠着这种作牺牲的精神，才终于攻下了译坛中的这个堡垒。尽管如此，萧乾在《有感》中依然强调“译书并无专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这种为攀高峰甘于作牺牲、又谦逊地欢迎后人超过自己的精神，无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其二，文艺评论要注意“通常”与“特殊”的区别，对文学翻译的评论，尤其要这样。前一阵，对《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评论，这是很正常的。现在觉得钱先生提出的、不能用“通常的翻译”来译《尤利西斯》这个见解非常重要。对特殊的作品，就必须尽量用符合作品本身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去观察，并由此得出相应的逻辑判断，这样问题才看得准。萧乾在《有感》中说，《尤利西斯》不是一本平常的书，有些地方专家也不敢斩钉截铁做出解释。对此，我觉得如果按“通常的翻译”，只去求文字的对应，恐怕未必能真正传达出原意；若简单地以这样的观点去评论一部特殊的译作，恐怕也难抓到真正的要害。试举一例：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这一句，按“通常的”译法，译为“顶多一秒钟”似乎没错，但在乔伊斯的笔下，就要根据遣词的背景，上下文的烘托，采取“非通常”的取义。萧乾把它译为“马克西穆姆二世”（马名），我看它与前后意思比较吻合，这正显示了萧乾独到的翻译眼力。为了体现百家争鸣，对类似上述不同译法，应该允许并存，不要匆忙下结论谁对谁错，因为文学翻译毕竟不同于数学，对特殊的作品，确实要有“非通常”的翻译。
其三，为“同行也非冤家”叫好。多年来文学翻译评论比较少见，原因之一似乎在于缺乏一种平和的批评氛围，说好话的都爱听，批评几句就不自在；有的自信心太强，容不得别人指出自己的不当；当然也难免有个别的带一点个人意气。总之，翻译也同创作一样，它的译作无疑要受到译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优劣得失是客观的存在，只有通过健康的翻译评论，以及翻译出版法制的完善，文学翻译事业才会进一步走向繁荣。萧乾在《有感》中呼吁翻译界“同行也非冤家”，应该成为译界同仁的共识，以便共同携手去攀登译坛更有价值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