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选择——党的十四大以来“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综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

　　世纪之交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以来“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综述
本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颁布。《决定》通过新华社的电文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人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如果说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格局，１９９４年３月通过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为中国下世纪的进步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则是为它们蓄积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正在从追求高速度向追求高质量转化。
科教兴国，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必然选择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不断挖掘永不枯竭的智力资源，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开发智力资源，最根本的是发展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２０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些论断带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科学文化知识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参加过陕甘宁扶贫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金维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在那里，送给农民几公斤地膜和几句使用要领，就等于送给他们一年的温饱。”
然而如何使科技和教育发挥最大效能，却不是其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１９８５年，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行后不久，人民日报记者到上海采访，科技人员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滞后，阻碍了后者进一步发挥效用。企业一心期待体制改革给它们的好处，并没有吸纳技术、培养人才的长远打算。
市场经济是无情的。它允许人们追求短时期内的最大效益，却也给只追求短期效益的人敲响警钟。那些对科技进步、人才培养重视不够的地区、行业和部门，在行业垄断和政策优惠的好处用尽之后，已明显呈现出后劲不足的征兆，而另一方面，下世纪全球将进入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知识型经济几成定局，只有那些具备长远战略眼光的国家，才能领到驾驭它的执照。
适应这一形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并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反复强调。
善弈者谋势。“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审时度势之后投下的一着带活全盘的妙棋。
科教兴国，落实到最后是四个字：提高素质
要是回到１０年前，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绵阳这个地处四川盆地西北的偏僻城镇，会成为全国第二大电子工业中心。从１９９１年以来，这个市的工业生产总值一直以年均３５％以上的速度递增，超过了东部地区的平均增长水平。
既无地域优势、又无资源优势的绵阳，何以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下面这一组数据解开了我们的疑团：近年来，绵阳市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４５％，８０００多名高级科技人才均被委以重任。科学技术这座“富矿”在这里开发得相当充分。
面对来自西部的新挑战，沿海地区毫不示弱。在纺织、仪表行业全线下马的同时，上海在新材料、光通信、微电子和计算机等领域聚集了５万多名从事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人才，并竭力把高新技术注入通信、钢铁、汽车等６大支柱产业。１９９６年上半年，这６大产业的产值超过了工业总产值的５０％，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３３％。
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作用，最终要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去实现。了解这一点的不仅仅是绵阳人和上海人。近年来，各地始终把“双基”工作定为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据统计，１９９６年，５０％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６年，每年都有约４００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中国教育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以普通本专科学校为例，校均规模在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９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２９００人的同时，教师人数却下降了７％，高校师资人浮于事的现象正逐步得到抑制。通过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我国５年间精简了９６所普通高校。
高质量的教育最终的落脚点，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随着学生日趋不堪学业重负和择业时的压力，以素质教育为龙头的教育改革正在广阔的层面上展开。
与此同时，１９９６年，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在校生总规模首次超过了１０００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比例的５６．７％，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已基本改变。而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６年间，４．４亿成年劳动者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和文化、技术教育。
科技和教育，通过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企业的素质，提高了人民生活的质量——这是生活的素质，最终的结果便是综合国力的提高——这是国家的素质。
科教兴国，先兴科教
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和教育的竞争。
振兴科教，落到实处，一是人才，二是投入。
针对人才流失的情况，近年来，我国从两个方向上寻求突破。一方面，方正、联想等一批有远见的高技术企业，通过在国外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开拓国际市场等形式，把国内的优秀年轻人推向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摔打磨练，刺激其创造才能；另一方面，国家在创造良好条件吸引人才回流的同时，反复强调“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的一致性，鼓励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奉献。以“大唐”程控机的研制为代表，大批留学人员开始直接投身于国内经济建设；而今年６月，由数十个国家的华人知名科学家组成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成立，把我国的“国际合作”推向了高潮。
与此同时，国家更重视立足国内培养适合国情的俊才。随着各地区、部门、单位“跨世纪人才工程”的实施，我国人才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以中国科学院为例，目前４５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已超过２／３，“文革”后的人才断层已基本填平。
人们至今还记得，１９９５年，在李岚清副总理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宣传落实《教育法》的情景。今年７月２８日湖南首家教育法庭在张家界市的正式挂牌，则意味着教育司法正在形成规范化的制度。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实施，把科研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要求提到了一个空前的新高度。“八五”期间全国取得的３万项重大科技成果目前已有２．５万项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由于农业技术的普及，去年农业增产中的科技贡献率已达３９％。
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的５年时间里，成果转化和技术市场的发育形成了互动的局面。“八五”期间，我国绝大多数技术开发类院所的成果应用推广率从２０％至３０％提高到７０％至８０％。到去年，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达到３００亿元。
在成果转化方面，民营科技企业显示出了独到的优势。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企业技工贸收入的比例近年来一直高于６％。项目的高成活率，使其自主开发产品占到了主营产品的近７０％。
市场经济解决了单靠政府行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却无法替代政府在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作用。５年多来，我国在农业、能源、交通、航天等关键领域取得的数千项国家级科研成果，几乎都是在国家支持下完成的。离开了政府的决策支持，“８６３”高科技计划、“超级８６３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都无从谈起。而投资上百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更是彻底的政府行为。
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的巧妙结合，正一步步推动着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向良性循环的方向转化。
１００多年来，从号召“教育救国”的“公车上书”，到倡导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着强国富民之道。今天，“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正把这几代人的万丈雄心化为一个国家统一的行动。
世纪之交，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了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的战略，而它们带给中华民族的，必将是一个繁荣兴旺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