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 [复制链接]

第10版(学术动态)
专栏：读史札记

　　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
□陆炎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具有典型特色的文化观。
西学东渐，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格局的嬗变，“中体西用”观应运而生。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学几无立足之地。尽管清乾隆年间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所撰《西学凡》一书作了介绍，但又把西学看成“器数之末”而称之为“异学”。１８４０年以后，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西学涌入中国已成为难以遏制之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冲击，对世界大势还很生疏的国人必须正视现实。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率先开眼看世界，在近代中国最早触摸到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新课题。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怎样调整中学与西学关系和如何摆脱守旧势力对西学的深固拒排进而为引进西学寻找理论依据，已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中体西用”论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寻找“采西学、制洋器”的方案而酝酿萌生并逐步形成的。
“中体西用”论源于冯桂芬在１８６１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在该书的《采西学议》一文中，冯桂芬提出了“采西学”“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的观点，认为西学的范围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物至理”，强调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成为后来“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说法之滥觞。薛福成在１８７２年说：“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他在１８８５年又说：“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王韬在１８８０年指出：“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于１８９４年说：“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１８９５年，沈寿康明确使用了“中体西用”的提法。他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年，孙家鼎向清廷上奏称：“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中体西用”观发展的大致状况。
面对着西学的引进，封建守旧势力认为这是“以夷变夏”，他们根本不承认世界大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迁，仍然闭目塞听，因循守旧，对仅处于“为辅”、“为末”、“为用”的西学大张挞伐。１８６６年，京师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学馆，拟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及京外五品以下年轻聪慧官员入馆学习，引起顽固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张盛藻上奏指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倭仁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强调天文算学不过是“一艺之末”，而科甲正途人员从夷人学习则所损甚大，定会“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１８７６年，清政府首次向国外正式派出常驻公使，分别任命郭嵩焘、刘锡鸿为驻英正、副使臣，并命令二人将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寄回国内。郭嵩焘的日记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刻，因其中写有“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的语句，被顽固派视为大逆不道，是“以夷变夏”，屡遭严劾，书被毁版。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却境况颇佳，他在书中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杂技之小者”，自称“君子不为”，甚至主张“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在顽固派看来，在把中学作为正统思想支柱的“天朝上国”中，决不容许掺进或容纳西学的丝毫成分，他们所要维护的是中学的纲常名教的华贵神胄，目的是在于恪守祖制以确保圣学传承来维护封建统治，在闭关锁国已成为过去的时代依然要“严夷夏之大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论者想方设法地去证明引进西学对中学是无害有补，强调西学能与中学相融合且对中学而言只是处于辅、器、末、用的位置，因而这种独特的文化观不仅有助于避开顽固守旧势力的非难，也有益于西学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当然，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西学的引进又是有限度的。
“中体西用”观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曾对西方科技与机器生产的引进和近代企业的创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洋务运动中的“采西学”主要囿于“器数之学”的范围内，表明洋务运动是一个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对此，一些参与洋务活动者从西学亦有“本”有“末”、有“体”有“用”的视角指摘了“中体西用”观的不足。然而，就是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张之洞于１８９８年抛出《劝学篇》，痛陈了戊戌维新带来的“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的状况，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以“正人心”为名旨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试图救中学于摇摇无主，其用意在于阻止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展。此时，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就显得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