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治理近几年通货膨胀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

　　试论我国治理近几年通货膨胀的经验
赵海宽
显著成绩
我国治理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已取得显著成绩和丰富经验。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对我国今后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已实现了“软着陆”。标志通货膨胀程度的主要指标——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由１９９４年的２１．７％回落到１９９６年的６．１％，１９９７年１—７月平均较上年同期的上涨率更回落到１．６％。在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的同时，这几年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这次通货膨胀是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开始治理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１９９３年为１３．５％，１９９４年为１２．６％，１９９５年为１０．５％，１９９６年为９．７％。１９９６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虽比１９９３年减少３．８个百分点，但仍比“九五”计划规划的年均增长率８％高出１．７个百分点。这不但不是治理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或带来的损失，而是把经济增长速度，由明显偏高拉回到基本正常，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效之一。同时，在同一时期，我国的外汇储备和粮食库存也大量增加。外汇储备额１９９３年底为２１１．９９亿美元，１９９４年底５１６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底７３６亿美元，１９９６年底１０５０亿美元，３年之内增加８３８亿美元，增长了近４倍。当前，粮食库存也达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我国治理这次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少稳定货币的物质准备，而且人民币稳定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
人们知道，治理通货膨胀同发展经济，以及增加外汇储备，从根本上和长远看是一致的。只有制止了通货膨胀，才能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以及有财力增加外汇储备；反过来，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外汇储备比较充足，币值的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保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应，增加外汇储备也需要相应地多投放本币，而治理通货膨胀却要收缩银行信贷，减少货币供应。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期间，很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在治理通货膨胀期间，通常都要伴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停滞，甚至负增长。我国过去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国治理１９８５年的通货膨胀，虽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然而物价上涨率也没有明显回落。国民生产总值１９８５年比上年增加１２．８％，１９８６年增长８．１％，１９８７年增长１０．９％；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的上涨率，１９８５年为８．８％，１９８６年为６％，１９８７年为７．３％。且１９８８年又开始更加严重的一轮通货膨胀。治理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８９年的通货膨胀，虽然很快见到效果，但经济增长率却出现了滑坡。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的上涨率，１９８８年为１８．５％，１９８９年为１７．８％，１９９０年猛降为２．１％；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１９８８年的１１％，降为１９８９年的４％和１９９０年的５．２％，１９８９年底和１９９０年初的几个月甚至出现负值。而在治理近几年的通货膨胀中，做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可以看出，其成绩何等巨大，何等难能可贵。
有人说，治理这次通货膨胀也付出了失业人数增多、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企业相互拖欠增加等代价。这是不准确的。应当看到，这些问题是国民经济在原有体制内长期运行形成，而在改革中暴露出来的，不能归咎于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主要依靠深化改革，而不能过分寄托于货币政策。
成功经验
只有中央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国上下一齐动手，才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流通状况是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反映。出现通货膨胀，说明经济发展出现了失调现象。我国这次所以能够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同时，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决定性的原因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正确，决心很大。
１９９２年底，我国通货膨胀尚处于初期阶段时，江泽民同志就在当时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防止经济过热”。此后，几位中央领导人又多次强调这一问题。在通货膨胀势头强化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９３年６月制定下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动员各地、各部门正式投入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物价上涨的工作。一年后，李鹏总理在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召开的全国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又对治理通货膨胀提出十项措施，并宣布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整个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在治理通货膨胀工作开展起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整个经济形势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求银行对生产市场适销商品的企业给予合理支持，对不应贷款的企业坚决不予贷款。由于中央态度坚定明确，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做到了各部门、各地区协调配合，齐管共抓。
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取得较大效果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急于转变货币政策。１９９６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较上年的上涨率下跌到６．１％，许多人认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停止实行，宏观政策应该放松。但鉴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在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方面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都想大上、快上，中央决定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避免一次新的经济起伏。这同以往几次治理通货膨胀，在零售物价上涨幅度回落之后，急于放松货币政策，以致通货膨胀很快复归，形成鲜明对比。
通货膨胀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失调的反映，但它集中表现在货币供应超过客观需要方面。人民银行作为货币主管部门，在治理通货膨胀工作方面处于关键性地位。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人民银行积极同国家计委、财政部等主要宏观调控部门协调配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有关决策，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顿金融秩序，制止乱拆借、乱集资；正确掌握银行贷款和货币供应力度；适时调整利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既治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保证。我国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一直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个政策虽然在１９９４年后才明确提出，但其基本精神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就已开始执行。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紧缩力度有弹性的紧缩货币政策。其特点，一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紧缩力度。例如，１９９３年六七月份，由于中央采取有效措施，货币紧缩力度较强，很快取得预期紧缩效果。但许多企业一时适应不了，感到资金太紧，生产和经营不能正常进行。于是，中央从同年８月开始，微调国家银行贷款掌握力度，对企业适当增加信贷数额。到１９９３年底，银行仅流动资金贷款就新增加２４６４亿元，保证了企业增加生产需要资金的供应。二是根据改善经济结构的需要，用不同的力度掌握贷款和控制货币供应，即应该严格控制的贷款和货币供应，坚决严格控制；应该发放的贷款和投放的货币，坚决发放和投放。这就既保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又保证了通货膨胀的有效治理。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也是这样，即坚持该上的项目支持其上，不该上的项目不允许上的原则。从而一方面制止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加，缓解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保持了固定资产的合理增加，打好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９９３年较上年增长５０．６％，１９９４年增长２７．８％，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８．８％，１９９６年增长１８．２％。这同治理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８９年那次通货膨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１９８９年竟比上年减少８％的状况，形成明显的对比。
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需要的时间当然会长些。我国治理最近这次通货膨胀，截至１９９６年底已花费三年半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用的时间都长。然而却避免了经济滑坡，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支持和促进主要农副产品的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是既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又能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所在。这次通货膨胀前期物价上涨较猛，固然反映出当时社会总需求较多地大于社会总供给，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总供需之间的结构不合理。突出的表现是粮食、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导致粮价、菜价首先上涨，接着同粮、菜有关的商品价格也上涨，从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大幅度提高。因此，抓好粮、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生产，对于缓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概括起来说，是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供给。因此，控制社会总需求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而支持适销对路商品的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且支持适销对路商品的增产，还能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保证经济快速发展，是更积极的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当然，支持生产需要增加一些贷款和货币供应，有容易激化通货膨胀的一面。但只要瞄准对象，掌握好分寸，把支持重点放在市场最急需且在价格上有带头作用的商品方面，就可以投入少产出多，相对减弱激化通货膨胀的作用，加大缓解通货膨胀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就成为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之一。
支持市场急需商品的生产，是我国以往治理通货膨胀采用过的方法。例如，我国在治理１９８０年的通货膨胀时，就曾利用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市场急需轻工产品的生产，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这一办法发挥了更大作用。国家在支持主要农副产品生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与此同时，对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需要的流动资金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需要的资金，也给予合理支持，从而促使整个商品市场的供应状况越来越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逐步回落。
经济手段同行政手段结合，重视发挥行政手段的作用，是这次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方法。这次治理通货膨胀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但也重视行政手段的运用。治理通货膨胀的决策和主要措施，都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提出，下达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的。有些措施指定由政府首长亲自负责贯彻落实。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有关部门多次进行全国物价大检查，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反对价格欺诈、随意乱涨价，维护了市场秩序。这对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很大作用。
重要启示
多年来，我国经济界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能否避免通货膨胀有不同的看法。这次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只要我们有稳定货币的决心，采取有效的措施，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正处于转变过程中。在这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方面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很容易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出现通货膨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四次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微观经济主体对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方面的约束力，才能长期维持币值稳定，避免通货膨胀。在经济体制还处于转轨时期，只要充分认识微观经济主体潜藏着通货膨胀的冲击力，实行坚定的稳定货币政策，用外在的约束力弥补微观经济内在约束力的不足，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出现了也可以治理。
实践证明，能不能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国家的货币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国家稳定货币的决心大、政策正确、措施得力，各方面配合协调得好，微观经济存在的通货膨胀因素得到约束，通货膨胀就可以避免和治理。反之，如认定通货膨胀不可避免，没必要白花力气预防，从而放松警惕，那么通货膨胀就真的不可避免，出现通货膨胀也不可能真正治理。我国党和政府认真总结多次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和持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已经治理了这次通货膨胀，而且为我国今后持续实现币值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