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
苏联 弗·叶尔米洛夫
苏联的作家们，在共产党提出了新的伟大任务的热情洋溢的历史性日子里，正准备着迎接自己的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我国，正广泛展开争取进一步发展重工业、争取迅速提高农业、日用品生产和人民物质福利的事业。关怀苏联人——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幸福，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全部活动的内容。在这些条件下，苏联文学——为大地上所有劳动者的幸福而战斗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的作用正在空前地增长着。
从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到第二届代表大会这二十年之中，苏联文学中已经创造了许许多多为共产主义的无往而不胜利的思想所鼓舞的卓越的艺术作品。我们的文学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现了新人物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形象，共产党员——群众领袖的形象。苏联文学为获得了全体进步的人类的热爱和尊敬而骄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文学胜利地克服了弱点、缺点、无思想性和脱离政治的表现以及其他敌对的影响，特别是最近对我们的戏剧发展极其有害的所谓
“无冲突论”的影响。
党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决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异常完备地确定了苏联文学的任务。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戏剧方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活跃，出现了一些新剧本。在这些剧本里，关于我们现实中的正面人物的创造是加强了，这是由于这种人物的性格被表现在真实的戏剧性的冲突中、被表现在争取新的和先进事物的斗争中的缘故。讽刺作品也出现了。最近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优秀的特写、故事和中篇小说，证明了作家对我们人民的生活的研究是更加深入了。
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苏联文学已经充分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文学如果能够不断前进，它就不会落在我们整个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之后。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着文学的前进呢？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也就像科学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没有公开的意见的斗争，不可能没有自由的创造性的讨论。应当为作家所讨论的首要问题有：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的正确艺术方法）、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方法、为了文学中的党性原则、反对妨碍实现我们文学的伟大任务的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而斗争等问题。
党不止一次地指出，现在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种主要形态，这两种形态似乎是尖锐对立并互相排斥的，但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彼此支援的。一方面，是与苏联文学敌对的唯心论的艺术方法——其中包括形式主义、颓废派艺术以及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归根到底会诬蔑我们的现实，会抹煞现实的主要的、良好的、共产主义的部分。党在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中，曾强调指出颓废派艺术和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之间的联系，同时揭露出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的颓废派艺术的影响和像左琴科这样不问政治和无思想性的宣扬者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的歪曲。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本身，以及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庸俗化的表现。这种表现使对于我们生活的描写变得贫乏、公式化和简陋化，因而也就会贬低我们人的精神面貌，会导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会使人不理解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能保证最广阔的自由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才能和个人的风格。在我们今天，在个别的作品和批评论文中，也可以察觉到换了一种形式和外貌的上述两种倾向。
有一些戏剧作品，装出是在讽刺那种粉饰现实的作法和无冲突的理论，并对它们作斗争，但实际上却表现出对现实的歪曲。例如，在阿纳托里·马里也恩戈夫的剧本“皇太子”里，描写了一群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和道德完全堕落的坏蛋。阿·马里也恩戈夫没有与不良的现象作斗争，而是可耻地利用了它们。作者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讽刺，但是它与讽刺体裁毫无共同之处。讽刺的本质就是借助它的讥笑来揭露生活中的黑暗和丑恶。剧本“皇太子”的作者，尽其所能使迎合美国强盗脾气的品质恶劣的渺小人物具有某种“戏剧性”和“趣味”的外表，具有廉价的“恶魔主义”的色彩。作者把颓废的诗放在一个主要的反面人物的口里，这种诗就是“恶魔主义”的变调。诗中的主人公宣称，他是一种患“早发性痴呆症的一代”的代表，这就说明了这个剧本的真正的文学的来源：当二十年代的时候，阿·马里也恩戈夫曾出版了一本名为“没有谎话的小说”的令人厌恶的小书，这本小说就是某种
“早发性痴呆症的一代”——颓废派的“花花公子”、漂亮家伙和“纨袴子弟”——的“忏悔”，这些人把生活中诚实的、质朴的和光辉的一切看作“虚妄”，而把黑暗和肮脏的一切看作“真实”和“诚实”。剧本“皇太子”就是与“没有谎言的小说”前后呼应的。所以，他在讽刺的外衣下偷运来的只是颓废派的艺术而已。
在伊·格罗捷茨基的剧本“活动家”里，对于一位“被揭露的”人物——身为市苏维埃主席的冷酷官僚——有不少愤慨的声调。但是，无论阿·马里也恩戈夫的剧本中的坏人们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迫与自己的可厌的“生活方式”告别也好，或伊·格罗捷茨基的剧本中的腐朽的“活动家”的好运仅仅是由于他的庇护人最后认识了他的丑事不愿再支持他而遭到破产也好，都是一样的。在这样描写反面人物的情形下，即他们的破产不是由于与法律、与我们社会本质的冲突，而仅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些反面人物就好像是与我们的现实溶成一片，而不是与它互相矛盾的。这种描写是如何不自然、不真实和反艺术，那是无须证明的。勒·左林在他的诽谤性剧本“客人”中也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个剧本中曾谈到一些恶徒，但只是为了表现他们。在这个作品中完全没有真实生活的冲突、戏剧性的活动，没有与反面人物的真正斗争。在这一类的剧本中，在揭露丑恶的“讽刺话”的幌子下面，事实上暴露出粗暴地歪曲我们生活真实的那种无冲突论。
真正的讽刺总是肯定现实的良好的方面的，它从来不品尝邪恶的滋味，而是在精神上消灭它。我们的文学是有丰富的讽刺传统的。党教导说，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他们应该用讽刺的火烧毁一切因循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烧毁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
争取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正确描写真实的现实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点。宣传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的颓废派艺术，相反地是号召脱离客观现实，把真实的生活说成幻梦，而把主观的幻梦说成现实。这种思想完全是陈词烂调，这种思想从世界上有了主观的唯心论起就已经存在。我们的读者居然在布·巴斯切尔纳克的一首诗“婚礼”中看到这种调子的变调，这是多么惊奇呢！这首诗发表在“旗”杂志今年第四期，下面是这首诗的最后的、带有总结性的一段：
要知道，生活也只不过是一瞬。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
溶化在其他一切里面，
像赠与它们的礼品一样。
只不过是窗后深处举行的婚礼
只不过是歌、只不过是梦，
只不过是灰蓝色的鸽子。
生活，只是一瞬，只是梦，只是飞去追逐梦，追逐溶化在一切之中的、溶化在云朵和大气中的一闪而过的幻象的灰蓝色鸽子——这就是布·巴斯切尔纳克的诗的内容。主观主义的艺术常常是证明：生活“只不过是一瞬”，“只不过是梦”，因而也就是证明：企图改善生活和把力量用在争取祖国与人类的美好未来的斗争上，都是可笑的。原来是兴致勃勃地对待布·巴斯切尔纳克的新诗作的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了在所有的颓废诗人（包括科·巴尔蒙特和伊·谢维尔雅宁）的诗中都唱过的这种曲调的“礼品”而感谢他的。“婚礼”这首诗，按其内容来说，与下面列举的诗有什么区别呢：
谁回顾一下生活，
他就会对一切失望。
最好是生活在妄诞的，
奇异的幻想中，
把自己的一生在睡梦中度过。
睡吧，睡吧……
这真是催眠曲。
我们教育我们青年要以光辉的、明朗的、乐观主义的、勇敢的态度来对待现实，这种态度就是创造的、建设的、积极行动的、为一切更美好和合理的生活形式而斗争的态度。但是培养像对待溶化的、飞逝的、瞬间的梦那样的生活态度，就是意味着培养安适、无忧无虑、悲观主义或是空洞的讽刺。力图摆脱颓废艺术的束缚和主观主义的梦幻的大诗人阿·布洛克，曾热情地、痛苦地咒骂过这种空洞的讽刺。
谈到这里，不能不注意到，类似布·巴斯切尔纳克的“婚礼”的一些现象，最清楚地证明了：把
“文学的诚实”这一概念作为文学发展的主要和无所不包的口号，那是不正确的。即使“婚礼”这首诗完全是诚实的，这也不能抵消它的内容的虚伪性。同时，在伏·包米兰采夫的“论文学中的诚实”这篇糊涂而有害的论文中（刊载在一九五三年第十二期“新世界”），诚实是作为作家才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基本的、主导的口号而提出来的。但是谎言也能够是诚实的啊！列·尼·托尔斯泰曾说过一个绝妙的定义：“谎言的诚实”。尼·迦·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在题为
“论批评中的诚实”的文章中强调了诚实对文学家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了，诚实还远不是作家才能的主要特点，评定作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作家对现实的鲜明和正确的观点。当然，诚实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把任务的条件之一同任务的解决混为一谈，是非常不正确的。对于一切伟大的作家来说，主要的永远是生活的真实的准则，高度思想性的准则。
先进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敌人，常常责备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诚实”，常常责备现实主义文学好像是受思想性的“束缚”。当文学公开地把它的命运同共产党的英勇斗争联系起来，以及后来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以后，为钱袋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就不断地责备它的“官方性”、“不诚实”，硬说思想性、党性同艺术性和诚实是不能共存的。伏·包米兰采夫实际上是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描绘出一个虚伪的作家的概括形象，这个作家坦白承认他所写的作品是迎合伪君子和逃避责任者的，虽然他分明知道，如包米兰采夫论文中所构想的一个对话者所说的，“党不止一次地谴责过这类人”。这个奇怪的“对话者”不了解文学永远是斗争，并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有意逢迎伪善者和逃避责任者，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不能代表党的路线的。如果把这样的人也认为是作家，那就是说要抹杀作家同随声附和的人、粗制滥造者、文学市侩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以此来为后者辩护和帮助他们。
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准则——真实地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的意义作任何的削弱，包括用抽象的诚实来代替这种准则，都是意味着放弃唯物主义的美学而追求唯心论的美学，放弃党性的原则而追求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离开了现代的主要的主题的平坦大道而走进僻巷和死路。在伏·包米兰采夫的文章中，使人惊奇的是借读者的名义所说出来的那种老爷式的蔑视的措词，例如：“我不满意文学中的机器的隆隆声”，或是说，“拖拉机震得”我们的读者发聋。伏·包米兰采夫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一般地”判断苏联文学，不举出作品和作家，他评论的并不是作品，而是笼统的一般的文学，是关于“文学中的机器的隆隆声”。因此，实际上几乎把我们全部文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咎于它只是充满了排挤人的机器和拖拉机。
伟大的高尔基在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过：
“我们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就是说，应当选取那种被劳动过程组织起来的而且在我们国家里是由现代技术的一切力量武装起来的人，那种本身又把劳动组织得更轻易、更富生产性、而且把它升高到艺术阶段的人。我们应当学会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创作。”
同时，高尔基也曾警告要反对庸俗化、反对描写劳动时脱离开人，他曾强调指出了发掘社会过程的充满情感的一面对文学的首要意义。高尔基曾说过：“我们文学工作者仅仅是叙述，而对于这些变化的充满情感的过程却描写的很坏”，这里所谈的过程是指苏联人精神成长的过程。
伏·包米兰采夫的文章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篇文章的本质是企图使文学不去完成它的高贵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深刻地揭露出我们时代的人的事件、生活和斗争的思想意义，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文学和批评中庸俗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学特性的破坏。高尔基曾用一个最美的字“人学”来确定文学的本质。安·马卡连柯说得很好，他说高尔基的创作就是对人的研究。这些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对人的研究——就是为了帮助我国在精神、思想、政治和文化上的不断增长并使人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起来。苏联文学积极参与这种增长的形成和加速，积极参加争取全面提高文化的顽强斗争，其中包括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感情。
在我们今天，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当作为共产党的全部政策和斗争的根本基础——对劳动人民幸福的服务，愈益完整愈益明确地被揭示出来的时候，这个任务的提出就更加显得有力。所以，无论是读者和作家现在都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体，就是有思想、感情和感受、有创造性劳动、有个人生活的苏联人。在作品中把我们的建设问题与人分开，读者在作品中感觉不到作家对这种永远不重复的、永远在其感情、思想、行动方面有其特点的苏联人的热爱，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不能接受的。任何问题之所以存在于艺术中，只因为它是体现在具体形象中。否则，人就成为插图，成为“问题”的附件，其结果，任何问题、任何人就会实际上不存在。
我们所建设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才来建设、才来创造的。我们建设中的任何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问题，都充满了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艺术应当揭示这个内容。但是，庸俗的社会学的批评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漠视对人的描写的质量问题，漠视某一作品真正具备的、在读者身上形成的和培养起来的是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批评不愿意考虑：如果在作品中不真实地、虚伪地、粗糙地描写人的感受，歪曲感情的逻辑和真实，那么提出的问题就会是虚伪的，粗笨的，捏造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批评机械地把作品分为“内容”与“形式”，而且它所指的“内容”就是脱离艺术具体性的纯论理的、纯理性的抽象的问题。庸俗的批评不可能也不想明白：把苏联人的感情和思想表现得粗拙、贫乏和简陋就是意味着作品内容本身是非常不正确的。庸俗的批评是轻视争取高度艺术性和培养严格的艺术鉴别力的斗争的意义的。它不想理会：美学的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从庸俗批评的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例如，阿·苏洛夫的剧本“规矩的人们”（一九五三年第十期“十月”杂志）中的一切都好像是“正确的”：这里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工人，卓越的合理化建议者。这里提出了许多关于炼钢、快速方法、改善工人生活的“迫切的生产问题”。这里有人非常乐意地一再宣称一切都应当是美丽的。这里也包含冲突。这里也提出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但是该剧中的全部“问题”只是外层，在外层的下面，暴露出这部实际上对我们现实加以诽谤的作品所具有的卑劣的野蛮的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仅仅是存在于人物的谈话中，并不真正决定行动；所有“有问题的”部分都发生在舞台以外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只能从人物的报告中知道——如果相信作者和他的人物的话——一位是“受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代表（！）的老工人在舞台以外什么地方进行了世界冶金工业中的改革。至于在舞台上，这位人物只是忙于不断的酗酒，所有的人物都是以可以原谅的宽容、并且是以庸俗的、浅薄的戏言和唱高调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那些登场人物按照作者的安排，都走弯路，有错误，但却是优秀的、“规矩的人们”，他们主要是靠吵架或殴打的威吓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用“黑话”和唱高调的特种混合语来表明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感情是野蛮而原始的。这些客观上是庸人（但是无论他们自己，无论四周的人，无论作者都没有注意到这点）的人物对于不同的重要问题说出或多或少的正确的话。就在这种基础上，暗示读者来接受并在道德上来原谅那种夹杂着正确的说话的卑鄙的感情。作者表现了一种诬蔑性的思想：仿佛我们的先进工人，完全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受升级思想和其他卑鄙的动机所激发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批评对于亵渎、诽谤、感情的堕落是不注意的。这种批评之所以危险，是它准备对任何庸俗“大吹大擂”，如果这种庸俗是在迫切问题和高贵语言的掩饰下出场的话。例如，特·特利弗诺娃在“戏剧”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就具有这种性质。阿·苏洛夫的庸俗的、不真实的剧本“规矩的人们”受到了赞扬，就是因为这个剧本好像是提出了迫切的问题。文章的作者仅仅发现了剧本中的个别的缺点，这位批评家连想都没有想到从作品所实际肯定的那些感情的质量的观点来评定作品，来反对对苏联人的精神面貌的侮辱。
布·普拉托诺夫的文章（一九五四年“星”第四期）说明了类似这样的批评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成就”，这篇文章谈的是弗·潘菲洛夫的小说“母亲—伏尔加河”。小说的作者曾打算提出我们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毫无疑问，他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印象，但是没有解决了艺术上的任务，没有把人描写好，走了一条非常简陋化的道路。
但是，在布·普拉托诺夫的“批评”文章中，完全忽略了对艺术分析的严格要求。在对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的噜囌的讨论中，批评者忽然好像顺便要谈一谈最精致的细节，他毫不犹疑地下了个评语：“作者特别使人讨厌地，没有分寸感地来‘证明’人离开动物界还没有多远。作者几乎把每个人物在某种适当或不适当的情况下同动物界的代表相比”。读者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文学——世界上最人道主义的文学——的热情，就包括在高尔基的这句话中：人——这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字眼啊！而我们有一个批评家，对于他来说，关于苏联文学人道主义的原则的问题，关于对人的尊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对苏联人的尊重——的问题是偶然的，不重要的问题，而弗·潘菲洛夫的小说的庸俗的自然主义的手法也只不过是作者失去了“分寸感”。
必须承认，“文学报”上对弗·潘菲洛夫的小说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完全不符合作品真正价值的讨论，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助于争取高度艺术性的斗争。特别是最后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多半也是谈作品中所提出来的迫切问题，可是对于苏联人的精神生活描写的简陋方面只是略略谈了一下。“文学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点滑稽得可怜，对于弗·潘菲洛夫的小说的人物，这样写道：“在逻辑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面前是重要的人，他们的感情是形形色色的和细致的，思想是丰富的，但是正是这些品质还没有揭露出来。”如果作者正是并没有把这些品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品质在作品中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怎么能够“理解”在我们面前是一些有细致的感情和深刻思想的重要人物呢？如果在这种“理解”中是有某种“逻辑”，那么这也只是完全忽视作品的真实的艺术内容的庸俗的逻辑罢了。
遗憾的是“文学报”上对作品的评价，时常缺乏那种必要的明确性和逻辑。该报（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对维·潘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的评价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篇评论充满了支吾搪塞和互相矛盾的议论。类似这样的批评对于作家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作家是有这样的任务的，就是要描写我们的现实和它的各种各样的有思想的开朗的人和他的热情的沸腾的绚烂的生活、斗争、劳动、恋爱、友谊、对敌人的憎恨、对堕落的敌对的思想的憎恨。
苏联作家协会应当认真地帮助文学家去研究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人。高尔基希望苏联作家协会变成集体创作的中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和人从艺术上来作系统的研究的中心，以便作家们在研究我们建设的问题时，共同来研究这些问题的人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劳动、斗争等各个领域内的诗的潜力。例如，由于党和政府关于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号召，忘我的热潮席卷了我们的美好的青年，在这样的现实中，包含着多少伟大的诗啊！
我们的批评应当发扬我们卓越的、最先进的和有思想性的、真实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伟大的先驱者所积累的一切先进的传统，应当帮助作家去理解这些传统的全部精华，去理解能够促使为我们伟大时代的热情所燃烧的文学达到新高涨的一切。
苏联作家的使命，是要以全副心灵来感受我们时代的伟大。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明确而经常地看到社会主义远景，而这个远景是替诗人照亮了当代各方面的生活以及各种实际困难和矛盾的，作家应该同样明确而经常地看到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引人入胜的未来的远景。苏联作家应当站在那种历史的、思想的高处，从这个高处可以明确地看到我们社会、苏联人民——历史的创造者和它的领袖与领导者强大的共产党的主要的、指导的、不可抗拒的建设性力量。我们社会的全部生活展开在艺术家的心灵的前面，艺术家应当看到我国的新的和先进的力量如何不断地胜利，他应当带着自己的全部才能投身到这个斗争和胜利中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表现生活真实的文学，是表现那种符合历史客观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力量的文学，在这种社会制度面前有新而又新的，困难的然而是宏伟的胜利，因为未来——是属于这种社会制度的，也只能是属于这种社会制度的！
作家以其作品的全部形象为最公正的和最强有力的社会制度的完全胜利、为无往而不胜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战斗着，能够做这样的作家是非常幸福的。
（刘竞译自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苏联“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