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旧典而开新风——访学者张岱年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综旧典而开新风
　　——访学者张岱年
　　徐怀谦
　　张岱年，生于1909年5月，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任教，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9年至1989年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和文化问题等三方面的研究，在哲学史上首次给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唯气论（唯物论）以重要地位，提出一本多级、本至有辨等理论命题，阐明中华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并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其主要著述有《中国哲学大纲》（1936）、《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中国哲学发微》（1982）、《中国哲学方法论发凡》（1983）、《真与善的探索》（1988）、《文化与哲学》（1988）等。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张岱年全集》。
　　记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创造的综合”的主张，认为要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而创造一种新文化，八十年代又重提“文化综合创新论”。事隔五十年后，旧话重提，肯定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吧？
　　张岱年：三十年代我提出“创造的综合”，强调了创造，强调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但讲得还不够具体。八十年代，我重新提综合创新论，有些问题就想得比较具体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提出中国古代哲学长于辩证思维而缺乏分析思维，主张既要发展辩证思维，也要提高分析思维的水平。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提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创造的综合”主要是一方面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中国文化的先进传统也很丰富，最主要的就是刚健精神，即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和为贵”的精神，即厚德载物、兼容博大的精神。西方文化的长处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中国虽有民本思想，但在历史上没有民主制度的传统，又缺乏法治传统，这些必须参照西方的先进经验。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只取一点，不计其余；您提出的文化是可以析取的思想，是对这种论调的否定。
　　张岱年：每一民族的文化形成一个文化系统。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可称为文化要素。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的。
　　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其独立性，但是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这是常见的历史事实。
　　同一文化系统或不同的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间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有些不同的文化要素，虽然似乎相反，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如果仅取其中一个而排斥另一个，就会陷于偏失，引起不良的后果。比如，古代儒家强调道德教育，不重视法治；法家则专重法治，完全否认道德教育的价值。事实上，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也有一些文化要素，各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能脱离原来的系统，不可能勉强地拼凑在一起。例如，清末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企图把三纲五常的旧伦理与近代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事实上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
　　那么，不同的民族文化只有各自独立，或者只有“全盘西化”才是出路吗？这又不然。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扬长补短，历史上不乏实例。保持自己的良好基础，学习先进文化的最新成就，以促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西方近代科学与西方的宗教、艺术、教育、风俗等等共同构成一个文化系统。但是，科学是在与宗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和当时的艺术、风俗等也不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没有必要把近代西方的宗教、风俗都移植过来。
　　记者：在您所设计的这个新的文化体系中，儒学占多大比重？您和“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何在？
　　张岱年：我讲综合创新，一方面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综合起来，这是中西的综合；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内部，要把儒、墨、道、法的进步思想综合起来。这其中，儒学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儒家强调两点，一是人格独立、意志独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是主张个人对社会要有责任心。但儒家有一个缺点，它强调等级制度。
　　我不赞同“儒学复兴论”，认为对于儒学的内容应加以分析。儒家学说有一些深湛的思想，在现在还是应予肯定的，除上面提到的人格独立等优点之外，还有刚健自强的思想，以和为贵的思想。但是儒学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应加以批判。“新儒学”的许多学者是要继承儒家的道统，我不同意。我认为，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儒学作为一个学派还是可以存在的。在我看来，儒学分三大派，“新儒学”只发展了其中的两派：一是继承陆王学派，比如台湾的新儒家；二是继承程朱学派，像冯友兰。我不同意陆王，也不同意程朱，而主张弘扬儒学里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一派的唯物论思想。“新儒学”中，熊十力发挥《易传》的辩证观点，自称“新易学”，确有深刻之处。冯友兰提出“新理学”，推崇程朱理学，晚年却转向唯物论了。
　　记者：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中的“综合”，大致相当于古人所说的“述”，“创新”则相当于“作”。您是怎么看待述和作的关系的？您对于建构体系有何观点？
　　张岱年：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冯友兰先生讲孔子的时候，认为他是“以述为作”。我认为孔子是有所述，也有所作，是“既述且作”。做学问，离不开“述”，过去的优秀传统，要加以发扬；同时要有所“作”，要提出新的见解，要解决新问题。
　　我认为，研究哲学不一定要创造体系，能提出一个或几个新观点、新原则就很好了。从历史上看，每一个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乎他的体系，而在乎他是否提出了新观点、新原则。
　　记者：您和季羡林先生一样，都对中国文化在下个世纪的复兴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近三百年的落后常使人们意识到中国文化有严重的缺欠。您认为应如何修补这些缺欠，才能使我们前进的脚步不至受阻？
　　张岱年：中国文化，在几千年延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历过多次的变革。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辉煌发展的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学术成就可与古希腊媲美。两汉时代，医学、天文学有高度发展。魏晋时代，玄学兴起；隋唐时代，佛学鼎盛，抽象的理论思维都超过了前代。到宋代，科学艺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哲学思想也更加邃密，出现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明清时代，中国文化仍在原来轨道上缓慢地前进，而西方却开辟了一个空前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瞠乎其后了。
　　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严重的缺欠。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不重视生产技术，不鼓励学术自由。政治专制、思想僵化，实是中国落后的基本原因。
　　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经历一个舍旧创新的转变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需要全盘抛弃呢？如果传统文化中没有孕育着进步的契机，中国人民的发愤图强的坚韧力量将何所根据呢？过去顽固派的妄自尊大是可笑的，如果转而妄自菲薄，也是没有前途的。
　　今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之下，中华民族走上积极前进的道路。我们要努力赶上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理解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本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而努力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一定会实现。
　　张岱年速写 罗雪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