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史求真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忆史求真
　　叶遥
　　《人民日报》今年6月11日第十二版上，发表王朝闻同志为祝贺《人民日报》五十华诞而写的《忆故崇真》一文，写出了作者和党报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片真挚之情，生动感人。
　　1950年至1964年，我有幸曾在《人民日报》当过十四年文艺编辑。《忆》文中谈到的有些往事，我是亲历其事的人之一。作者不避讳什么，实话实说，因此倍感亲切。比如，王老爱改校样，他的修改非同一般，至今我记忆犹新。
　　记得有一次，他的校样送到排字房一位青年工人手里，那位工人同志高高举起校样，大声叫道：“啊，我的妈呀！大花脸，大花脸！”几个工人围了过来看，哈哈大笑。从此，排字工人便戏称他的校样为“大花脸”。不过，工人们叫归叫，改归改，校样改得再多再乱，都不辞辛苦完成了任务。校对同志也一样，一遍遍加倍费时细心地校，刊出的文章很少出错。作为编者，对他的习惯熟知，每次都仍旧送校样给他，从未拒送过。因为彼此清楚，为了提高文章质量，修改是作者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发表质量好的文章以飨读者，也是编者的殷切愿望。目标一致，有什么好计较的。
　　通过工作中的交往，我感到王朝闻同志喜欢思考、钻研问题，观察事物的视角比较新颖，往往新意迭起，不落俗套，连文章的题目有时也怪而有道理。他撰文有自己的风格，常常从人们不经意处落笔，寓论于述，很少八股腔。这可能和作者卓有成就的美学理论、孜孜不倦追求审美修养、造诣较高有关。加上他为人谦和，没有架子，既好接近，又容易沟通、交流看法。因此，编者爱找他约稿；他写作勤奋，也爱向党报投稿。他与党报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是弥足珍贵的。
　　在这里，我不揣冒昧，对《忆》文中一些记忆不准确的人和事，说出我记得的有关情况，望能谅解。
　　文中第二段谈到“建国初期”，作者和冯至、蒋天佐三位同志曾受报社约请，帮助编过“人民文艺”版，此事确实无误。经查证，确切时间是1950年11月至12月。那时，“人民文艺”版由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同志负责编。1950年11月，袁水拍同志奉命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大约连路途在内共历时一个多月（参见袁水拍著“诗和通讯集”《华沙、北京、维也纳》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那时，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他平时对“人民文艺”版抓得很紧，该版每周出一次，从选题到找谁约稿，以及审阅大样，他都抓得很认真，很细致，有时连一条简讯，一个标点符号，也认真修改。袁水拍同志出国期间（《忆》文错记为林淡秋同志出国），该版需要请几位专家帮助编，这是胡乔木同志的意见，上面提到的三位专家人选，也是由胡决定的。当时《人民日报》在王府井大街西侧平房里办公，条件简陋。请专家开会，一般都到煤渣胡同小会议室。《忆》文谈到他们三位曾多次到此开会，讨论研究“人民文艺”版的宣传问题，确有此事。我作为该版的一般编辑，也曾列席此会。会议是由胡乔木同志主持的，不是周扬同志。那时，周扬同志正忙着抓文化部的工作，没有参加此会。林淡秋同志和李亚群曾担任过美术组、文艺组、文教组的负责人，职务名称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李亚群同志很快调离报社。林淡秋同志担任过报社的编委、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1950年，煤渣胡同的会议他肯定参加了，但那时是否已被任命为副总编辑，我记不清了。
　　文中还有一点小差误，也顺便提提。文章另一处说，“五十年代中期”，因排字工人曾想把王老改得太乱的校样贴出“示众”，由社长范长江同志出面劝阻才作罢，这也记错了。出面劝阻的是总编辑邓拓同志，范长江同志那时已调离报社。
　　以上所说，涉及报社的历史真实，我虽然不敢肯定自己的记忆一定准确无误，但还是鼓起勇气把记得的说出来，不为别的，忆故求真嘛。敬请王老和熟悉报社这段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