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的待解难题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欧洲央行的待解难题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7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在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开始运作，搭起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框架。
　　欧洲央行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它要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人们很自然关注它的一举一动。目前，欧洲金融界对它的运转机制和前景存在不少议论，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决策能力受质疑
　　欧洲央行银行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和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由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4名成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荷兰、法国、德国、芬兰、意大利和西班牙。行长杜伊森贝赫和芬兰的海麦莱宁女士都担任过本国央行行长。第二个层次是由理事会和11个欧元国的央行行长组成的欧洲央行委员会，它决定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委员会每个成员有同等投票权。欧盟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和欧盟财长委员会主席有权出席委员会会议，但无投票权。第三个层次是欧洲央行行长和欧盟15国的央行行长组成的扩大委员会，任务是保持欧盟中欧元国家与非欧元国家的接触。
　　欧洲央行条例规定，央行以保卫欧元币值稳定为主要任务，它不接受欧盟委员会的指示，各中央银行行长在委员会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性，不能接受本国央行和政府的指示。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的联邦式结构可能会妨碍它的决策能力。一是权力不够集中，理事会权限相对较弱，而各国央行的权限较大。这同德国联邦银行和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权限集中在理事会的模式有很大区别。德国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委员会中，理事会成员和各州中央银行行长成员比例基本均衡，为8∶9，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理事会成员为7人，而在12个地方储备银行行长成员中，只有5人拥有投票权，理事会成员始终处于多数地位。此外美联储的两项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贴现率和最低准备金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理事会手中。而欧洲央行理事会只有6人，各国央行行长人数却有11人之多。
　　二是欧洲央行委员会能否完全避免各国本位思想影响。杜伊森贝赫一再声明，欧洲央行委员会成员不是各国“派出的议员”，应该学会“欧洲思维方式”，形成“团队精神”。但是，各央行行长大部分时间在本国观察分析经济形势，每隔两三个星期到法兰克福来开一两天会，这就使他们的视野受到局限，决策时很难不受本国经济形势以及本国央行分析家的影响。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给欧洲央行理事会更大权限，从而保证决策迅速，对市场发挥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又出现了企图牵制欧洲央行决策的声音。4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洲央行接受法国议会的质询，法国总理若斯潘也表示过类似意见。但欧洲央行已表示，它只向欧洲议会提交报告，报告决策过程将保密。显然，欧洲央行面临着排除各国本位思想的干扰，加强决策的有效性的任务。
　　货币政策待抉择
　　欧元币值能否稳定，取决于欧央行能否赢得公众信任，而建立信任的前提是货币战略和政策的透明性。目前，欧洲国家货币战略基本是两种模式，即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为货币总量战略，主要是每年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由此制定货币政策方针。经济运行状况如果表明预定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可能突破，就是通货膨胀信号，需要央行运用利率手段去刹车。英国则是通货膨胀率预期战略，即每年预先公布央行准备予以容忍的通胀率指标，不断向公众公布经济运行及通货膨胀实际发展情况，公众由此获知央行对通胀前景的估计，并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比较，就可知道央行是否将会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行动。
　　德国联邦银行基于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倾向于欧洲央行采取德国模式，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更宜采取英国模式。其理由是，迄今为止，在德国联邦银行已公布的23次货币供应量指标中，只有12次得以实现，成功率仅为50％。欧洲央行还不具备德国联邦银行过去几十年中建立起来的威望，如果它第一次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就失败了，威信将受到严重损害。杜伊森贝赫表示，两种战略并没有界限，欧洲央行不完全遵循德国模式或英国模式，不过，他倾向于以货币总量为主要货币政策战略。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接受了德国联邦银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工具，如最低准备金制度，而德国联邦银行经常运用的指导利率工具贴现率不再运用，代之以所谓的基础利率，即为期3个月的较长期筹资交易利率。但欧洲央行强调，这项利率不发出货币政策信号，主要调节工具将是为期两星期的证券回购利率，这种利率对银行的再筹资交易活动具有突出意义。
　　收入分配有争执
　　这是目前一个争论热点。《马约》规定，欧洲央行的资本金按各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在欧元区的比例分摊。欧洲央行资本总额为50亿埃居，其中德国联邦银行占24％，法兰西银行接近17％，英格兰银行和意大利银行分别在14％左右。其它国家的央行在8．8％和0．15％（卢森堡）之间。由于4个国家首批不参加货币欧盟，7月1日实际的启动资本为40亿埃居左右。欧洲央行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总额为500亿欧元，其中黄金占15％，外汇占85％，同样按上述资本比例由各国分摊。
　　由于欧洲央行的实际业务都由各成员国的央行处理，《马约》又规定，欧洲央行的货币收入暂存各国央行，而欧洲央行将根据各央行在欧洲央行中的资本比例进行再分配，但分配过程欧洲央行不插手，由各央行横向进行。货币收入以各央行的现金流通量和商业银行存入的最低准备金为计算基础，这种计算基础和分配公式主要对德国不利。据估计，在欧盟内德国马克现金的流通量约为2000亿，联邦银行的货币收入换算为欧元约为90亿，但依其资本比例只能得到70亿，而法兰西银行情形刚好相反，按照现在的分配公式，这就意味着前者每年要向后者寄一张20亿欧元的支票。即使德国联邦银行因欧元汇率波动等原因货币收入减少甚至亏损，也仍然必须向法兰西银行移出20亿欧元。有人估算，2002年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后，仅德国旅游者出手的欧元每年将达到100亿欧元，德国的货币基础10年后可能会增加1000亿欧元，它转交的货币收入将达到80亿欧元，主要受益者是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种分配办法招致德国以及处于同样地位的荷兰、奥地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不满，要求修改，但这需要各国央行行长2／3多数的同意。人们估计，任何修改的动议将遇到法国的激烈反对。显然，在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利益分配这个永恒的主题下，现在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争执的领域。
　　此间舆论指出，一个中央银行应同时承担保卫币值稳定、对商业银行实行监督以及确保支付往来3项任务。但欧洲央行在后两个方面作用有限，因此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更多的是货币政策的调节器。杜伊森贝赫最近指出，一种新货币要在国际上赢得信任、真正成为作为保值手段的储备货币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毫无疑问，欧洲央行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本报波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