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著述贵在“唯义之求”——《史学与史学评论》读后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史家著述贵在“唯义之求”
　　——《史学与史学评论》读后
　　田居俭
　　治史重“义”，是始于孔子修《春秋》的中国史学传统。孟子对此有过论述。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所说的“事”，就是史事，或曰治史依据的事实。“文”，就是史文，或曰表述史事凭借的文笔。“义”，就是史义，即从史事中升华出来的理论与观点。孟子认为，三者之中，“义”最难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也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又说，三者“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方志立三书议》）在章氏看来，三者之中，义最重要，居主导地位，是支配事与文的灵魂。因此，他强调：“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唯义之求。”（《言公上》）上述事实说明，自古以来，史家在治史实践中就逐步认识到了“义”在史家著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把“唯义之求”作为治史的最高追求。
　　近读瞿林东著《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深感这是一部当代史家“唯义之求”的史著。据笔者所知，瞿氏“术业有专攻”，长期潜心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其著述都是以历代的史家和史著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而史学史研究，往往容易失之于就“事”论“事”，很难跳出史部目录学或历史文献学的窠臼。难能可贵的是，瞿林东不为这一流弊所囿，他在多年的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另辟蹊径，“事”中求“义”，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这既是他的理论探索，又是他的行动指归。正如他回顾自己治史的历程时所言：对于中国史学史，是“从断代的研究走向尝试着作贯通的研究，从对历史过程的阐述走向对理论问题的探索，从当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得到启迪而回眸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从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概括性说明进而对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的深入思考”。虽然其研究视角经常变换，但万变不离理论探索。因此，他才能在“唯义之求”的道路上屡有创获。《史学与史学评论》便是明证。
　　倘若循名责实，《史学与史学评论》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其中“论史学”部分的理论特色，自不待言。几乎每一篇都是从史学史的具体问题研究切入，然后逐步进行理论探索，最终升华为一家之言。各篇阐述的重要理论观点有：十九世纪中期至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近一百五十年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以及其间的经验教训；中国史学的本质和特点；中国传统史学之主体纪传体史书即历代正史的整体面貌；历史、史学与理论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等等。“史学评论”部分的书评、序跋、札记与短论，虽然是对一些史学著作、史学问题或史学现象的评论，但这些篇什也都小中见大，从具体的“事”上升为抽象的“义”。如在评史念海著《中国的运河》中关于“历史的品格和现实的品格”的论述，在《中国奸臣要录》序中关于“奸臣和奸臣现象”的分析，以及短论《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中的见解，等等。
　　概而言之，《史学与史学评论》在理论上提出和阐述诸多见解固然可贵，但笔者认为，作者的治史方法和治史风格更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