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编者按：由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讨论会围绕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这一主题，对百年前中国改革的有关理论、历史和思想、人物、史料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摘要介绍一些论文的观点。
　　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虞和平在《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关于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中的地位，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入到制度层次阶段。这从戊戌维新运动的目标取向和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整个历程来讲不无道理。但是，从维新运动本身的实际成效来说，作为一次政治制度变革运动不是成功的，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是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这表现在：在思想文化上，戊戌维新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戊戌维新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戊戌维新引发了现代社会团体的思想意识和组织活动；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产生了一些比较全面的现代化倾向，但是由于变法并未成功，使之大多未能推广实行，主要停留在思想理论鼓动和政策制度构想上。因此，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取得了多少实际成果，而是为此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初步的实践尝试，也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既是资产阶级改革，也是地主阶级自救
　　郑永福在《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一文中指出，戊戌变法时期，真正够得上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格的屈指可数，扩大而言在全国也不会超过几十人，且资产阶级维新派并未形成很有组织的力量。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固然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都是列名即可参加，来去自由，基本上还是学习西方新知识、讲求富强之术的学会，远未达到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维新的水平。而从另一方面看，清王朝中央和地方上的达官贵人吁请变法者不乏其人，其中一些头面人物还列名或赞助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对维新运动推波助澜。戊戌时期湖南省发生的情况，更说明当时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发生了多么强烈的共鸣。因此，笔者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与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发生“共振”而引发的。如果就这场运动的性质下一结论，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既是资产阶级改革，也是地主阶级自救。
　　清末新政是戊戌新政的延续与发展
　　孙占元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评议》一文中认为，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这两个重要事件具有内在的联系。尽管一九○一年的诏书称康有为“乱法也，非变法也”，但在实际上清末新政的举措并未背离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而去另起炉灶，清末新政恰恰是戊戌新政的延续和发展。从戊戌变法运动的变科举、发展工商业和要求君主立宪的呼声，发展到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奖励工商业和预备立宪的实施，表明由戊戌变法开其先而经清末新政承其后的两次改革均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向。
　　清末新政的改革成效大于戊戌变法，但那种以此来论证清末新政较戊戌变法进步的观点却值得商榷。戊戌变法顺应的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谋求近代化的历史主题，而清末新政却始终未脱离“永固皇位”即以保全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去实施近代化的一些措施。历史给了清末新政十余年的改革时间，而这次自称是“母子同心”的变法却又换成载沣一班人的拨弄朝政，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梁启超对百日维新的反思
　　李喜所在《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对戊戌变法作过很多评论，他的《戊戌政变记》集中分析了百日维新的成败得失。作为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和富于理性思考的思想家，他的不少见解是发人深思的。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较多地集中在考察其失败原因上。他不同意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康梁维新派过于激进，而认为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变法主张没有贯彻，如果各项变法条令真正实施了，维新也就成功了。变法主张没有贯彻的原因，一是光绪帝无权，二是守旧势力太强大，三是在变法过程中只除旧而不布新，变法而不变人，其失败就自在情理之中。
　　梁启超的上述观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较有代表性，当时的多数论著都采用这种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仅从事变的代表人物身上去分析问题。四十年代前后，革命史观流行曾使戊戌变法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但后来越来越“左”，发展到“文革”中的对百日维新偏向于大批判。近二十年来，史学界用近代化观点去重新审视戊戌变法，颇有新的进展。综合来看，梁启超对维新运动的反思，代表的是百年中国史学流变中的第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