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名家特稿

　　大凡一种成熟的民族语言，基本上要有两部字典（词典），一部是多卷本的详尽的历史语言字典，一部则是简明的日用的老幼咸宜的小字典。
　　《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
　　陈原
　　《新华字典》从酝酿策划到今年新版（第九版）问世，已经度过了50年。如果从第一版（1953）算起，也已经有45年的历史。
　　带着鲜艳彩色封面的新版《新华字典》唤起我无穷的记忆：叶老（圣陶）魏老（建功）和许多主事者都已作古，我怀念他们。他们留下了这样一本字典，年复一年启迪着后来人。我想起了很多，思索得更多。正所谓往事如烟——但往事并不如烟。
　　半个世纪以来，《新华字典》印了9版，累计印数3亿册，惠泽亿万民众。
　　1948年冬，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我们开始筹划全国解放后中小学的教科书。与此同时，需要为新中国的学生和基层干部编印一本小型字典。我受命起草小字典编辑方针和体例的方案，并撰写样稿。事情是在叶老（圣陶），邵荃麟，徐伯昕等指导下进行的，叶老日记有多处关于编字典的简略记载，即指此事。
　　1949年春，叶老和教育文化界大批人马，纷纷从待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绕道进京。4月7日，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京成立，叶老为主任。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教科书机构并入该署），叶老任副署长，仍主持教科书和字典事。翌年（1950）设新华辞书社，专事编纂小字典，请魏老（建功）出任社长。魏老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早在抗战胜利后，就曾约同北大教授周祖谟等4人商议编小字典，他心中有数。我参加过几次少数几个人商讨编辑方针的小会后，工作调动了，不复能参与其事了。
　　虽有魏老主持编纂，可叶老对这项工作仍然费了许多心血，这些年间叶老日记至少有七八处记载有关字典事可证。4年后就产生了第一部《新华字典》（1953年由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印行），它立刻就成为学生和干部日常必备的工具书。出版后发现有几处“政治性”错误，曾一度困扰了主事者们，但那时意识形态的批判还没有注意到字典这个角落，只作了内部改正，因之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问题出在什么词条上。搞过字典的人都明白，若果拿着意识形态姓“左”的显微镜来透视，谁都能在任何一部字典中找到所谓的政治问题。可喜的是《新华字典》没有因此夭折，更没有受到20年后《现代汉语词典》所遭遇的“大张挞伐”的命运；正相反，它日益成为小孩和大人都喜爱和必备的“随身带”。1957年夏季风暴过去后，新华辞书社连同某几个出版机构撤销，人员分流（魏老也回到北京大学去了），字典则转归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于1957年略加修订后出新一版，实为第二版。
　　半个世纪以来，《新华字典》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修订。一次是在十年浩劫中，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才有可能脱出所谓“黑书”的行列，由商务组织专家检修，着重在作“政治”检查和加上政治套话（1972年第四版）。千万不要责备参加这次修订的人们，那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谁都只能依样画葫芦。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商务约请北师大一些教授和其他专家修改，重点在肃清极“左”病毒，不过受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政治套话（1979年第五版），这是第二次较大的改订。如今这一次（1998年第九版）由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修订，修订的幅度最大，不只注意删除政治套话，还对所收词目适当与否和对词目的形、音、义跟用法做全面的检查和订正。不能说这次修订就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修订者是认真严肃的。
　　解释字词的小字典，不是社会科学词典，不是百科全书，更不是政治教科书。
　　千万不要小看小字典。即使饱学之士，当他碰到一个不认得的字或词时，他只须翻检一下小字典，懂了，解决了，行了。他无须每次都去查阅12卷本的《汉语大词典》。因此小型字典比大词典的对象更广泛，而因为它篇幅小，编辑的难度也更大。
　　实际上，《新华字典》并不如现在的《凡例》所规定那样，它“主要供中小学教师学生使用”，而“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也可参考”。一种人使用，一种人“也可”参考。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心态，即小字典的功能只局限于文化低的小读者。现实生活并不如此。
　　那么，《新华字典》为什么能够吸引最广大的使用者？它靠什么特点能够适应社会上各方面各个年龄段读者的需要呢？除了其他因素外，就字典本身而言，就是靠简洁。简，就是简明扼要，就是在准确的基础上要言不繁。洁，就是干净利落，力求很少或没有水分。从信息学的角度说，简洁就是力图用最经济最易懂的表述方式，阐明主要信息的主要特征和意义。用图形来表达某些实物，也是达到简洁的有效手段。初版本正文700页中共有插图338帧，可惜“文革”版差不多全删去了，其后各版照此办理，此次新版也不例外。实在令人遗憾！
　　可是简洁不易。特别是几十年来有一个迷人的怪影——政治，总是缠着它不放；起先还好，到后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迷人的怪影就更加困扰人，这在“文革”版显得尤为突出。看得出来，语言所这次修订力图摆脱这个迷人的怪影，确实取得了实效，这是很不容易的，虽不尽理想，却仍是可喜可贺的。
　　初版本（50年代初）收了一些政治性的名词术语，并且尽量给出简洁的释义，虽然跟其它词目不太协调，但在刚刚建立了人民政权，让更多的使用者随时可以获得起码的政治常识，这种心情和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后来做过了头，收词和释义都尽量往左边拉，那就使简洁的语文字典变得臃肿失灵；痛定思痛，但愿今后不再在字典中把一切日常事物都政治化了。
　　看看社［字］头下的语词［社会主义］的释义变化，就可发人深省。初版本对此条有41字的释义，说明它是一种反对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到“文革”那一版，“社会主义”的释义长达200字（为原来字数5倍多），几乎把所有“最高指示”都纳进去了，并且下了“最新指示”的“结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后人看来，这本小字典真要变成“政治教科书”了（而这正是那时有些人倡议的）。“文革”后的一版（第五版）把它删短了，却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节（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来的），另加作为学说的义项，即科学共产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来的）。直到现在这一版，才把“社会主义”一条删去，套话没有了，词目也没有了。不止“社会主义”词目删去，什么主义也没有收了。不过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即使是小字典，收进常用的政治性名词，对它作出简洁的释义，在普及知识的意义上说还是可取的，问题是收到什么范围，作怎样的释义。我建议出版单位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听听用户的意见，再谋取舍、改进。不论怎样，决不能重复过去用政治套话吓唬人的做法了。
　　字典词典的特点是，它一见世面就显得一定程度的过时了，修订是永无止境的。
　　《新华字典》45年间修订了8次，平均每五六年修订一次，在我国的字典界中可谓绝无仅有。修订是保持字典词典青春活力的唯一法门；但是修订绝不等于新编，必须吃透原来的编辑意图，保持它原有的特色。可以在原来的特色基础上加以发展，但不能不顾原来的设想，实施另外一套方针——修订者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惜有些字典修订得过了头，修订者过分热心，不愿多花力气去熟谙原书的底细，有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其实他并非反对原来的意图），只是匆促地凭着自己的学识或习惯大刀阔斧地操作。这是修订字典的大忌。我这里提的是修订的原则问题，不是指责哪一部字典或哪一版修订得不对。如果让我举《新华字典》为例：比如删去大量插图［从“文革”第四版始］，比如几乎全部删去初版本作为独立词目的复音词（初版《凡例》称“在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如芭蕉、徘徊、膀胱、参差、鸳鸯等”）［从“文革”后第五版始］，又比如以繁代简，变简洁文风为冗长的套话［从60年代初第三版始］，都是值得研究商榷的。而在摆脱那迷人的怪影时，一不小心连有用的语词也抹去的情况也是有的（如从第八版开始删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政治术语的同时，把从初版起一直存在的［资本］也删去了，只保留［资金］，而资本和资金是两码事。
　　总之，修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应当说语言所这次修订已经很用力气了。但我仍然希望下次修订时，要统观历次版本的长短得失，在原来优势特点的基础上，下更大的功夫。至于印制技术，检索方法，信息功能等等方面的问题，我这里不能一一细说，希望出版单位不要满足现状，再加一把力，做到比前人更好，其实某些过去已能做到的现时反而后退了，怪可惜的。
　　（作者为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