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何时减下来？——对广水市部分乡村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10版(社会周刊·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汇报

　　农民负担何时减下来？
　　——对广水市部分乡村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华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都很重视。然而，有些地方尤其是经济较落后的地方，农民负担依然沉重。前不久，记者赴湖北广水市部分乡村，对农民负担情况进行了调查。一些农民对记者感叹——
　　“我们快喘不过气啦！”
　　广水市位于湖北省北部，主要种植小麦、棉花和水稻。记者在太平乡、杨寨镇采访时了解到，一些村人均负担少的二百三四十元，多的达300多元。太平乡马家畈村有一农户，全家7口人，去年负担手册上的负担总额为1249．5元，实际交2100多元，人均负担300元。杨寨镇刘畈村有一农户，全家3口人，种4．7亩地。去年负担手册上的负担总额为787元（人均262元），实际交1160元，人均386元。太平乡绿水村有个6口之家，今年上半年卖蒜薹赚了500元，全部交了农业税、集资款、农业特产税，卖小麦的钱又大部分交了共同生产费、村鱼池集资，手头所剩无几。家里有个上初中的孩子，开学时，除学杂费外，还必须交100元集资费。
　　在杨寨镇刘畈村，记者了解了两户农民1997年的负担情况。其中一户农民负担手册上的5项统筹为183元，而村组干部给的收条上写的是192．7元，多收9．7元；手册上的3项提留为132元，收条上是293．8元，多收161．8元。另一农户手册上的5项统筹为175元，收条上是178元，多收3元；手册上的3项提留为185元，收条上是401元，多收216元。
　　负担手册上的其他一些项目，如经过批准的集资款、开发返款、共同生产费等，虽然清清楚楚地写着数额，但也大都超额征收。
　　乡、村向农民摊派款项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有的按户摊派，有的按人头摊派；有的开收据，有的不开收据。如农业特产税、保险费（包括耕耘保险、房屋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是按户摊派，而许多集资按人头摊派，一般不给农民收据。农业特产税不是农业税，不应每户都征收，但在广水市，此税种形同农业税，不管有无“特产”，几乎每个农户都要缴。
　　沉重的负担使千百年来一直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开始厌倦土地，他们为了逃避缴费，想出了怪招——
　　抛弃土地举家“迁移”
　　近几年来，由于粮价一降再降，农民的种粮效益降低，甚至得不偿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而沉重的负担，更使得一些农民厌倦种田，进城做工，常年不回家乡。杨寨镇刘畈村的个别村民小组有一半以上农户举家离开农村，数年不归。他们的责任田有的被其他农户以低价承包，有的干脆抛荒。
　　据太平乡的农民说，近一两年，土地抛荒现象虽没有继续加剧，而“迁户口”的现象却悄然产生。这种“迁户口”与一般意义上的迁户口不同，准确地讲是“注销户口”。例如有的农户通过关系开出证明，将家中若干人的户口迁往别的县、市或乡镇，然后在本地办理注销户口手续。这些“迁”了户口的人并未到外地落户，仍在当地生活。因他们的户口已迁走，所以责任田没有了，各种税费也就免交了。太平乡的马家畈、绿水、红日、高店等村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现象。这些迁了户口的人负担没有了，但由于上级给各村下达的任务款指标是“死”的，村干部只好将他们的任务款摊到别的村民头上，既加重了其他村民的负担，又造成了村民与村民之间、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过不少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上至农业部，下至各县、乡，每年都要进行农民负担执法大检查，可是农民的负担却不见减轻。记者在和农民交谈过程中一直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
　　负担难减原因何在？
　　农民的回答很干脆：在干部那里。他们反映，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只是嘴上喊减轻农民负担，并未在思想上引起重视，经常擅自以各种名目向农民收费。今年5月，广水市有关部门对全市各乡镇农民负担情况进行检查，查出太平乡高店村有3项收费属乱收费：一是为搞街道建设，按人均15．70元向农民集资；二是把应以投劳为主的河坝修筑和公路维修变成以资代劳，按人均15．40元填册到户；三是自设绿化保证金收费项目，人均3元。3项合计，增加负担人均34．10元。
　　农民们还反映，负担卡之外五花八门的集资、收费本已使他们难以承受，而不正之风导致的负担款，更使他们雪上加霜。有的乡镇干部做生意，往各村推销这样那样的商品；乡镇干部自家办红白喜事、生孩子等，就向各村发请柬要钱；有的村干部大吃大喝，招待费、生活费开支大大超标。这些费用，最终都转嫁到农民头上。如同其他一些社会“顽疾”难以治愈一样，农民负担减不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惩处不力。一次次地检查，检查完了通报批评，待要处理时，往往就没有了下文，有的即使处理了，也是象征性的。如此重检查轻处理的结果，使某些农村干部恣意加重农民负担而无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