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的历史由来 [复制链接]

第10版(大地周刊·读书天地)
专栏：书事谈往

　　三联书店的历史由来
　　倪子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今年已经五十周岁。三联的前身是三十年代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这三家书店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先辈邹韬奋和胡愈之等。胡愈老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首嵌字诗：
　　三十年来事，
　　联翩在眼前，
　　书城非坐拥，
　　店业奔南天。
　　南天，指香港。三店合并时我在读书出版社香港分社工作，恰逢其事。
　　原先各自独立核算的三家书店，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能够自愿地联合起来，建成三联书店这样一个新的出版企业，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决非偶然。如今谈“联合”是个热门话题，我以为就文化出版这类精神生产事业来说，并非联合得越大越好，更不是“拉郎配”，而是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联合起来才能保持其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品位。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原来都有为宣传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崇高愿望，更重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有一致的明确的政治方向。因此，三店在工作上一向就能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如一家。抗战期间，三家总店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先后派人到延安、太行等地设立华北书店，到苏北设立大众书店，到东北设立光华书店。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店总店迁回上海，这年10月，将三家在重庆的分店联合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是第一次使用“三联书店”名称。这些局部的联合，可以说是1948年全面联合的历史准备。
　　1947年，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撤离到香港。在上海的三家书店，除留少数干部坚持出版业务外，总店亦于是年秋迁到香港。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三家书店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集中力量发展出版事业，全面联合势在必行。
　　到了1948年5月，在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由胡绳、邵荃麟、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五人组成的筹备组，负责制定三联书店的规划和具体方案。10月中旬筹备工作全部完成。10月18日，选举产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黄洛峰为临委会主席；推举徐伯昕为三联书店总经理，沈静芷为副总经理。还规定除香港用“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名义外，东北仍用“光华书店”，在新解放区则用“新中国书局”名义。10月26日，在皇后大道门市部举行庆祝新机构成立联欢会，大家都怀着新中国即将诞生的真诚而热烈的情绪，会场上高扬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沉浸在一片青春活力的氛围里。会后，除香港分店工作人员外，其他同志都先后离港，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有一部分同志则先后被派往石家庄、济南、开封、天津、北平、徐州等地开设新中国书局。石家庄成立最早，“新中国书局”五个字，是请当时在正定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老先生书写的。1949年4月，三联总处由香港迁北平，不久，总处决定，将各地“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名称，一律恢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的建立，在三家书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转折点的意义。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等同志，做了很宝贵的工作。”这个评价，如实地反映了三联书店的历史发展状况，极大地鼓舞了三联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在中央的指示中，谈到三联书店今后性质时指出：“三联书店以公私合营性质作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和同行而存在，是有好处的。”这显然体现了当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建国以后，形势发展出人意料之快，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三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合并。1951年，编辑出版部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后，发行部门又并入了新华书店。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大理论之后，三联书店才于1986年经批准重新恢复了独立建制，多年来业务发展欣欣向荣。我这个三联老兵，衷心祝愿三联在这个百舸争流的大好形势下，能够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以更新的风貌跨入二十一世纪。
　　（本文作者曾任三联书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