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村新亮点——咸阳市留印村研究市场七年闯出致富路纪事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西北农村新亮点
　　——咸阳市留印村研究市场七年闯出致富路纪事
　　尹维祖 李直 魏纯良
　　编者按：在我国中西部广大农村，由于受自然条件、交通通信、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制约，相对于沿海地区农村，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困难要多些，难度要大些。但这并不等于中西部农村注定就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这里介绍的陕西省咸阳市留印村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留印村人在党支部书记冯可义的带领下，不等不靠，抓住机遇，研究市场，选准项目，吸引资金，真诚服务，把一个穷村初步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他们的做法对中西部广大农村很有启发；他们的成就，对我们是一个鼓舞。愿中西部早日涌现出更多的留印村。
　　直至1990年，这里3000多户农民仍被贫穷困扰，村干部的工资没着落，还欠5万多元外债……然而，在此后的7年时间，43个工厂落户此地，一个高科技园区也破土动工，村民收入整整增加了10倍……
　　留印村巨变
　　八百里秦川的中部，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有一座普通而颇有名气的村庄———留印村（因唐德宗将玉玺留在此地而得名）。3430口庄户人家耕种着3296亩土地。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90年，留印人依然被贫穷所困扰：没有工业；农业总产值只有100多万元……
　　但是，自从1991年改革的大潮将一位时年39岁的电工冯可义推上村支部书记的位置，留印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7年来，引进并办成了43个工业企业；工农业总产值1997年底达1．6亿元，今年前6个月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014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7年前的不足300元上升到如今的3300元，这里还实现了浇地、饮用自来水和小学生上学三免费；留印高科技工业园区已破土动工；将留印建成西北第一家农民城的决定也已写进了区党代会的报告……
　　“心比天高”
　　“干任何事情都要往高处想，想不到绝对办不到。我看要在抓好农业的同时大上企业。”1991年11月，刚刚担任留印村党支部书记的冯可义，在第一次召开村干部会时就撂出这一句惊人之语。
　　在座的党支部成员、村委会委员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办工厂的事，哪是咱农民能弄成的？搞不好只有丢人现眼，白费钱财。”
　　“一分钱都没有，拿啥办企业？别忘了，咱还欠人家的账哩！”
　　村干部的担心不无道理。“上边让干啥就干啥，让种啥就种啥”的“命题作文”做了那么多年，田野上依然没有描绘出富裕的蓝图，他们难免显得“人穷志短”。
　　冯可义却不这样认为。
　　正因为穷，才要思变，而且面对日新月异的外面世界，还得大变、快变，没有一个高目标，就振奋不了人心。人，没有一股强烈的心劲，啥事也干不成。
　　从支部书记自信的目光中，干部们看到了希望。“干！”大家的心热了。
　　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干部们，没有忘记父老乡亲的薄家底，深刻了解庄稼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赚得起，却赔不起。于是，“两不两向”的四大原则牢牢铭刻在决策者心头：不向国家伸手，不给群众摊派，向社会要资金，向市场要效益。
　　机遇难求
　　与其说是上天的考验，不如说是历史给予留印的一次机遇。党支部书记、经联社主任冯可义在1991年的三干会上，从区长所作的报告中，发现了一条信息：区政府拟建成一个现代化钢化玻璃厂。合同已经签好，场地、技术、设备也各有其主，却迟迟没有建成。
　　冯可义立即找到了合同双方，当发现最大的问题是电没有解决时，便当场表态：留印村保证电通、水通、路通，并提供厂房。
　　按中国传统居家过日子的方式，都是“先攒钱后办事”，而留印人却在“囊空如洗”的情况下要办企业，这不是“自不量力”吗？冯可义找到一家基建队，双方达成协议：先由基建队垫资建厂房，工厂运转后还清所有账目。留印人的第一个市场行为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30米长、跨度各为8米和6米的两座厂房40天便告落成。
　　不带分文钱的礼品，凭着那一心为民的诚意，冯可义走进了供电局的大门。该找的人他都找到了，从局长到变电站的同志无不深受感动。栽杆的、安变压器的、架线的很快就进了村。前后不到一个月，工网电通到了厂房。于是，一座年产值200万元的公有私营的现代化工厂，从冯可义获得信息算起，只用了40天就耸立在留印的土地上。
　　1992年，已不满足小打小闹的留印村党支部决定集中搞工业区。北工业区建在秦都区和兴平市的交界处，咸（阳）兴（平）公路北侧；南工业区邻近西（安）宝（鸡）高速公路；东工业区则建在离村两公里处几个国营大厂的中间。此外，在北工业区之东、东工业区西北还建起一条1公里长的商业街。按照市场规律设计的“三区一街布局”，向社会昭示了留印人坚持农工商一体化的鸿图大志和勃勃雄心。
　　“宾至如归”
　　留印村有两条硬规定：绝对不能向企业摊派，乱要赞助；干部和村民无事绝对不能到企业去干扰。农历二月十九是留印村的古会，近年来已成为每年一度的振兴经济誓师大会，每次参会者多达上万人。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觉得应该多少出些赞助费，便相约主动向村上提出。村干部说：“我们的规矩是不准给企业找一分钱的事。村上的事村上办。如果接受了你们的赞助，就成为一种变相摊派，对留印的形象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以后谁还敢在留印投资。”
　　正是这种宽怀，让投资者感到了一种宽松。厂长经理们明白了：留印才是企业落脚的“家”。
　　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电，成为最敏感的“神经”。留印村对电工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叫随到，无偿服务，免吃拒请。”
　　已定居香港的白云在留印投资200万元，办了一个特种拉丝厂。前年夏天，由于运转时间过长，厂里一台设备上的线圈坏了。他已给无锡打了电话，准备乘飞机把线圈运去修换。电工出身的冯可义知道后，立即赶到厂里。从下午一直修理到晚上11点。连累带急，冯可义的鼻血流淌不止，怎么也无法堵住，只好到咸阳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把出血的毛细血管“焊”死。他转身回厂又继续修理，终于将线圈修好，至今再没出现过任何麻烦。
　　7年探索，一路豪歌，留印村乘着改革开放的劲风，硬是从被遗忘的角落挺起身来，阔步跨入小康行列，从而闯出了一条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道。留印巨变，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立足土地求发展，瞄准市场勇开拓，落后的农村也能创造出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