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人生——北京知青重返内蒙古锡林郭勒第二故乡随访之三 [复制链接]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感受人生
　　——北京知青重返内蒙古锡林郭勒第二故乡随访之三
　　本报记者 赵蓓蓓
　　赴锡盟之前，就听说盟长陈朋山是个北京女知青，而且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汉族知青女盟长，因此很想见见她。不想，先见到的却是她的丈夫、也在锡盟扎下根儿的北京知青朱迎剑。朱迎剑人称“朱老爷”，经营着那个由马晓力等几个北京知青合伙儿投资办的“朱氏牧场”，专门接待来草原的游客。“朱老爷”其实并不老，六六届老高三，今年51岁。看着他那魁梧的身材、黑红的脸膛，再加上头顶上的草帽，已找不出一点儿北京知青的影子，像个地道的蒙古族人。自称“像个橛子一样楔在这儿了”的他，如今已不习惯北京城的噪杂与喧哗，悠然自得地经营着这个拥有700多只羊、十几匹马、14顶蒙古包、100个床位的旅游牧场。
　　朱迎剑以平实而深刻的话语诠释着自己的人生：命运把我们这代人拴在共和国的战车上——穷时出生，发展时成长，富裕时成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作用，是把城市先进的思维、信息带给了落后的农村，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民族团结。地广人稀的草原是国家的一部分，需要有人建设。现代文明是所有人的文明，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城市人的文明。寂寞的草原，需要有人去改变。把寂寞的草原变成活跃的草原，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人活着，一要对得起百姓，二要对得起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以前牧民饮用水很不方便，挖个小坑，一次拉一点。8年来，我们为牧民打了17口井，每个自然村一口，从基础上改善了牧民的生活、生产条件。牧民现在刷牙、洗澡、洗衣服等生活习惯都是跟知青学的。牧民对解放生产力、对新信息接受了，生活方式就改变了。牧区很多教师、医生都是知青，许多孩子考上大学都有知青的功劳。知青下乡的意义是渗透，是潜移默化。渗透很难。牧民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若无城市文明的推动，可能还要这样过下去。我没想过自己发财、升官。要多少钱、升多大官才算头呢？考虑太多，自己心里就会不平衡。财富是好事，关键是给谁创造。这30年，我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懂得做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做事。百年之后我不想带走任何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草原的，做得再大也献给草原。
　　朱迎剑称自己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情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因为心灵相通，相互理解。他说：“人生难得一知己。”陈朋山做事能做到这个程度，源于草原人对她的信任。这种信任超越了民族的障碍和界限，因她已是草原人——在思维上她始终认为草原就是她的家，她一直在圆草原梦。“我们俩做的事虽然不一样，但目标一样，意义一样。”
　　让“朱老爷”感到欣慰的是，21岁的儿子、正就读于大连铁道学院的朱日禾（蒙语“心肝宝贝”）对自己父母的理解。“他觉得我们是好人，是堂堂正正的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做个好人。”
　　与盟长陈朋山的交谈则是另一番内容。她很少谈自己，说留在草原、当盟长都是顺其自然，从没刻意去做，但她很感激草原人民给了她尽最大力量发挥自己作用的机遇，因为这种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陈朋山感兴趣的话题是在市场经济下如何把草原的资源变为特色经济，说起这些来滔滔不绝。
　　如今，锡盟有200多名扎根草原的北京知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地方干部，也有的至今仍在当牧民。陈立霞，我国著名俄文翻译家的女儿，一个文学修养很不错的女孩，父亲在“文革”中被整死，插队后嫁给了当地牧民。听同来的知青说，这30年，她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磨难，但从不诉苦，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如今日子过得还不错，里里外外已经整个牧民化了。我们随知青去看望了东乌旗最贫困的裴利华，一个同样嫁给了当地牧民的北京知青。52岁的裴利华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大得多，家里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了。到内蒙古后，裴利华再没回过北京，她说北京已经没有亲人。
　　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平和，同样的坚忍；没有抱怨，没有哀叹，只有平静的述说。
　　这一代人也许承受得太多。没有老一辈的辉煌，没有新一代的潇洒，有的只是承上启下的责任。也许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公，但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你无法逃避，只能面对。
　　谈到对上山下乡的感受和评价，知青李三友的一番话发自肺腑：“我们当年就是一群孩子，被草原母亲接纳，抚养成人，然后还给了时代，还给了民族。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文革’十年浩劫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知青是与这个灾难相伴而生的。对已过去的灾难，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可能会成为一笔财富。我们的国家、民族经历了这十年的苦难、灾难，搞改革开放的步伐就更坚定，更不彷徨；经历了那段苦难的年轻人，就会更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好生活和社会局面。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就是这样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