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与金桥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远见与金桥
　　孙东民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广泛深厚的民间友好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是中日友好运动的一大特色。在友好睦邻的行列中，众多有识之士作出了特殊贡献。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时光定格在30年前。1968年的9月8日，日本大学的礼堂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创价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大会在这里举行。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书有“英知”的巨幅额匾，容纳2万多听众的大厅座无虚席，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正在倾听一场特别演讲：
　　“目前，日本与中国没有邦交，政府也没有打算推进。但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日本青年与中国青年应当相互携起手来，努力建设一个光明的世界。而只有日本、中国、亚洲国家的所有民众合作相助，才能驱散笼罩在今天亚洲上空的残暴战争和贫困的乌云，希望与幸福之光才能辉耀大地……”
　　大会的主讲人就是创价学会年轻的会长池田大作。令世人吃惊的是，这位当时与中国尚无交往，不为中国人熟知的人物，却以极大的热情、极富感召力的语调，向在场的年轻人谈起中国问题。他呼吁日本政府“为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为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积极推进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促进日中贸易而倾注全部努力。”
　　在今天看来，池田大作的演讲也许当属平常。但在当时敢于振臂一呼，是需对中日关系有透彻理解与凛然正气的。当时的佐藤内阁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日本社会上对中国了解甚少，视中国为“虽近实远”的国家。据已公开的美国外交文件，就在池田讲演后不几天举行的日美安保会议上，日本官员特地向美方表白：“池田的讲演误导人们对中国抱有期待，给日本制造了障碍。”同年10月，池田在《亚洲》月刊上发表论文，再次呼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年，池田还在《人间革命》一书中，规劝当局莫要左顾右盼，应在各种外交政策中，“首先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创价学会作为宗教文化团体，内结善缘，外求和平。战前，创价学会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前两任会长都曾被捕入狱，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死于狱中。创价学会在战后重建，60年代初在第三任会长池田先生领导下迅速发展。现有857万户会员的创价学会在日本社会有巨大影响。已故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等人回忆，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创价学会是从民众中发展起来的团体，要同创价学会建立交流的渠道，要与他们交朋友。”1965年，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首席代表孙平化、驻日记者刘德有等通过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介绍，开始了与创价学会朋友的接触交往。
　　池田先生在中日问题上的讲话，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了创价学会，也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创造了一个机缘。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老先生终生企盼日中复交，当得知池田先生的讲演后，1969年7月，当时已是86岁高龄的老先生以“如获百万援军”心情与年方43岁的池田会长会面。5天以后，许诺将池田会长和公明党的情况报告给周总理的松村老先生，不顾高龄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行程。1971年6月，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公明党代表团在池田先生支持下首次访华，提出了支持一个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大席位等发展日中关系五原则。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中日复交的机运高涨。竹入委员长衔命第三次访华，与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会谈。竹入将会谈情况详加整理，回国后递交给田中首相，这就是促使田中首相访华，为邦交正常化起到重要作用的“竹入笔记”。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首都机场；9月29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以创价学会为支持母体的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写下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笔。
　　池田先生发表讲演后的30年，也是他与创价学会实践中日友好的30年。1974年5月，池田先生访问了中国。同年底，池田会长再度访华，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了池田。他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说，他感到周总理“和他握手时的目光好像要射透对方的心灵，但却洋溢着一种柔和的光芒。”总理对他说，“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交往：21世纪最后的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
　　听了周总理的话，池田先生感到促进日中友好的重大责任，他决心架设一座联结中日人民心灵的“金桥”。第二年，中国留学生进入池田创建的创价大学，这是战后中国大陆留学生首次就读于日本的大学。为纪念与周恩来、邓颖超的知遇，池田先生在风景绝佳的创价大学里亲手种植了“周樱”和“周夫妇樱”，象征着周恩来期待的子孙世代友好之花岁岁年年在日本开放。通过这座“金桥”，池田大作与他领导的创价学会与中国开展了遍及文化、教育、艺术、卫生等各领域的丰富多彩的交流。
　　池田说，他之所以在日中关系冷到极点的1968年敢于呼吁恢复日中邦交，是由于他认为“没有占人类1／5人口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友好，任何和平论、未来展望归根结底都是空想”。他还说，“中国是我们文化上的大恩人，而日本有些人恩将仇报，总是看不起中国，欺凌中国，结果给两国国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日中两国一定要和平友好。不仅我本人，还要教育和领导我们创价学会全体会员同中国世代永远友好下去。”
　　这些话，可以说是理解池田先生30年前何以为中日关系登高一呼，数十年如一日架设友谊“金桥”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