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交情最真——沉痛悼念尚昆同志 [复制链接]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患难之交情最真
　　——沉痛悼念尚昆同志
　　刘英
　　9月8日，得知杨尚昆同志病危，我感到震惊，他虽已高龄，但身体一直硬朗。去年春天，我到他家里，请他为我的回忆录作序，他欣然同意。我们共同回忆历史上的往事，他的记忆力之好，令我钦佩。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听说他下海游泳20多次，身体之好，可想而知。怎么会突然病危？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他刚经抢救，平静了一点，但还没有清醒过来。我轻轻叫他一声，他听不见。我又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听说，病情似乎有了转机，我心里不由得生起一线希望。没有想到，不幸的消息来得这样快，尚昆同志已经离我们走了……我们党、国家和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悲痛，作为比他年长两岁的老战友，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哀伤。
　　早在20年代末，我同尚昆同志就认识了。1929年我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同李伯钊同志同住在女生宿舍。那时尚昆同志已经当上教员，常来我们宿舍找伯钊。大家知道他俩出国前就是一对，免不了要开他们的玩笑。
　　真正对尚昆同志熟悉了解，并成为交情深厚的战友，是在我同张闻天结成伴侣之后。闻天同尚昆的四哥杨闇公就是至交。1924年秋，闻天到重庆教书，宣传革命思想，遭到旧势力的攻击。杨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组织党团员支持张闻天。1925年5月，重庆军阀下令驱逐张闻天。为安全起见，杨闇公把闻天接到二府衙17号家里住了一段时间。1926年11月杨尚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早去一年而且已经担任翻译和助教的闻天，当然对他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给以照拂。他们的友谊，更因为在革命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而发展加深。1931年1月，闻天和尚昆两人结伴回国。他们一起穿越西伯利亚，在绥芬河秘密越境，经哈尔滨、大连到达上海，历经艰险，走了一个来月。从上海到瑞金，闻天和尚昆几乎一直在一起工作，他们合作得很好，直到尚昆同志调到军队工作。以后，又一起踏上长征路，一起参加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一起同张国焘分裂活动作斗争，一起抗日……
　　共同战斗的峥嵘岁月说不完，患难之交的战友真情最难忘。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的忠言直谏惹下大祸。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会后，闻天离开了外交部领导岗位。他要求换掉原来的轿车，说既然不做工作了，沿用原来的配备就属浪费。尚昆同志当时是中办主任，他当即答复：闻天同志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动，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嘛！外交部办公厅还专门召集闻天身边工作人员开会，要求他们一如既往做好服务工作。那时很多人见了闻天都回避，更没有什么人敢到我们家来。尚昆敢来，在公开场合遇到我，也总是主动走到我跟前，问闻天的近况。我和闻天深为感动。
　　对闻天的批判也殃及到我。火力很猛，集中攻击闻天“里通外国”，要我揭发。一时之间，我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靶子。所谓“里通外国”本是无中生有的事，我是老党员，总不能捏造事实。于是说我态度顽固，右倾，甚至说我猖狂攻击毛主席，要定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我的党籍。这时，我们想到了尚昆。我找到尚昆同志，问他该怎么办。他很同情，说：“我们不能搞株连九族。你给毛主席写封信，把情况说一说，我替你送。”过了几天，尚昆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毛主席已经批示，并批给刘、周、陈、邓传阅，你放心，你没事。”这才拿掉了“分子”二字。我和闻天对尚昆非常感激。
　　1960年冬，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2年七千人大会使闻天受到鼓舞，他想到基层作经济问题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请示中央。时隔不久，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想当初，1942年春节前我们出发到陕北、晋西北作农村调查，尚昆同志在杨家岭给我们送行，20年后的1962年，又是他告诉了令我们高兴的可以下去调研的消息。从4月至6月，我陪闻天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了两个多月。出发归来，闻天写了关于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意见。这篇调查报告也是通过尚昆转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的正常生活就受到了影响。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内部电话，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这时我们又想起了尚昆同志。一打听，他已经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了，调到广东去了。到冬天，暖气也停了。闻天已经年近七十，血压很高，心绞痛不时发作。向有关方面反映，不予理睬。只好烧煤球，在严寒的冬天，室内温度常在零下几度。那些日子，我们谈起尚昆同志，不由得念叨：尚昆落难，我们也更加遭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和杨尚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和尚昆在北京重逢。他被监禁了12年，依然是那样豁达、乐观、谈笑风生。这时，他才知道闻天已经去世，没有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980年秋尚昆回中央工作以后，我们的交往又多起来。他知道我最关心的是闻天著作的出版，以及闻天生平业绩的搜集、整理。这些年我没有少麻烦他。他很忙，但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1983年编辑《张闻天选集》时，在1932年的《斗争》上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两篇重要文章。选集组的同志初步考证“歌特”是张闻天的笔名，但没有把握，向尚昆同志请教。他仔细阅读了有关材料，很快给我回信，说明歌特两篇文章中写到的问题，当年闻天在上海同他谈过多次，到中央苏区后他写的一篇转变宣传工作的文章，就是按闻天的指导思想写的。他肯定“歌特”是张闻天的笔名。收入这两篇文章加重了选集的分量。
　　1985年为纪念闻天诞辰85周年，我约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他正主持裁军100万，十分繁忙，伯钊同志又在那时不幸逝世，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写了一篇内容丰富、情长谊深的文章。1990年闻天90诞辰，他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撰文纪念。去年又为我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序，再次回忆和评价了闻天的一生。从尚昆同志的这些文章中，我才知道：在遵义会议上，是张闻天第一个起来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闻天代替博古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由于闻天再三推辞，才延迟了20多天。这些历史的真相，以前没有人说过。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充分表现了尚昆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尚昆对老战友的后代非常关心。1996年4月8日，是“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遇难50周年。尚昆同志以90高龄，专程赶赴延安参加纪念会。他后来对我说：这样重要的活动，怎么能不去？会后，我得知他在延安向烈士子弟和老战友子弟详细讲述了“四八”烈士遇难经过，缅怀他们的革命业绩，对年轻一代进行了生动的传统教育。晚辈们非常感动，称他是“健在的革命老爸爸”。
　　尚昆同志走了，但他对战友和后辈的真情，同他的贡献和业绩一起，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