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降虫——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研究培育侧记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科技降虫
　　——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研究培育侧记
　　本报记者 蒋建科
　　“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设想会有今天抗虫棉培育的重大突破”，今年以来，连续参加6个抗虫棉品种审定和验收的棉花专家们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令专家们兴奋的是，抗虫棉在大田生产中获得成功，必将带动更多的生物技术向实用化迈进，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位专家都不会忘记6年前棉铃虫猖獗时的情景：我国北方棉区大面积暴发成灾，当年的发生量为常年的20倍以上，在鲁西南、冀南、豫北等重灾区，棉花减产达50％，有的几乎绝收。其为害程度在我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仅黄淮海棉区每年损失60亿—100亿元人民币，损失程度接近于蝗灾。棉铃虫已成为我国棉花生产的“拦路虎”，疯狂的棉铃虫肆虐为害庄稼，除了电线杆子啃不动外其他的作物都要乱咬胡吃。为了治住虫害，棉农们不得不加大用药量，每年给棉田喷药次数高达15—20次，每亩仅农药成本就达80—100元，不料棉铃虫抗性不断提高，对任何农药几乎“刀枪不入”，大量的剧毒却无情地杀死了棉铃虫的天敌，又使棉铃虫失去天敌的控制，像脱缰的野马更加泛滥。广大棉农“谈虫色变”，一时也没有了办法，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棉纺业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也引起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难道棉铃虫真的就没治了吗？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农科院棉花所又一次紧急行动起来。1993年初春，在北京白石桥路中国农科院一间普通的招待所里，由农业部主持，对棉花所提出的“抗虫棉加速繁育利用及其配套技术研究”进行专家论证。
　　为了搞好这项重大科研项目。课题主持人、我国著名棉花育种专家汪若海研究员带领科研人员常年往返于北京中国农科院总部和远在河南省安阳市远郊农村的棉花所之间。为了查找资料方便，需要在天亮前赶到北京，他们就只得半夜从安阳上火车，从北京返回所里又正好是半夜，他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回实验室，继续挑灯夜战，向棉铃虫发起冲击！他们勇于创新，大胆运用生物工程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的途径，把微生物苏云金杆菌的抗虫基因成功导入棉花，从而使棉花对鳞翅目害虫有高度抗性。特别是对棉铃虫及玉米螟、红铃虫等抗性很强，尤其对为害最严重的二代棉铃虫抗性十分显著，一般情况下可减少农药用量60％—70％。抗虫棉的纤维品质与推广良种相当，符合纺织工业要求。有关部门领导和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我国棉花育种史上一个新突破”，受到了广大棉农的欢迎，目前，他们育成的几个抗虫棉正迅速在适宜棉区推广。
　　与此同时，研究抗虫棉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了我国“863”高技术计划转基因抗虫棉重大关键项目的任务，中心组织全国20余家科研单位、数百名科技人员联合攻关。
　　课题组在郭三堆研究员的带领下，以拿出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成果为目标，他们知难而进，下决心走自己人工合成杀虫基因，再导入棉花的技术路线。要人工合成杀虫基因，绝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此，课题组主要成员都放弃了节假日，不分昼夜，连续工作。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终于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了重大突破。至今已育成12个抗虫棉优良品系，其中两个已通过品种审定。去年，当棉铃虫再度严重发生时，这些国产抗虫棉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经专家鉴定，国产抗虫棉抗虫性显著而稳定，防虫效果与外国抗虫棉相当，纤维品质好，丰产性强，亩产皮棉可达100公斤以上，而化学农药用量至少节约80％，大大减轻了环境污染和人畜中毒事故。
　　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昉研究员不无感慨地说，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独立开发成功转基因抗虫棉并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国家。抗虫棉的育成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选准方向，集中力量，完全可以攻占农业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试验、示范抗虫棉就要承担高科技带来的风险。河北省河间市国欣农研会便是这样一支敢冒高技术试验风险的农民科技组织，年轻的农研会理事长卢怀玉农艺师，4年前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农村，回到其父亲创办的农研会。他亲眼看到农民们在生产中遇到靠常规技术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所表现出的焦急与无奈。就连他们这个以推广植棉技术为专业的农研会也难逃棉铃虫带来的厄运，虽然用上了各种防虫技术，也难克顽虫。弃棉不种的会员越来越多，眼看农研会的植棉业要垮下来。正在这时，他们得知中国农科院棉花所、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等都在培育基因抗虫棉，便三番五次登门求教，要求承担抗虫棉的试验、示范任务。在专家们的支持下，经过连续3年大胆引进和多品系试验，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在试验过程中曾一度遇到很多曲折，处于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但他们坚信高科技不动摇，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奋战3年，耗资120万元，为早熟抗虫棉“93—6”的审定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