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们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女工们
孟凡夏
天大的变化
五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起了天大的变化，这从一个工厂的女工生活所起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从前劳动人民一天到晚像牛马一样；今天，劳动人民管起国家大事来了，这不是天大的变化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很多工人代表，而且有许多女工或女工出身的代表，其中有一个代表叫杭佩兰。她是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织布女工，也是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去年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现在在首都的怀仁堂讨论着国家大事。五年来，杭佩兰在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了天大的变化。同样，上海国棉一厂里的许许多多女工，五年来的生活也是有了天大的变化。
比如学文化，工厂里的女工都晓得：要知道国家大事，要参加生产管理和提高技术，都要有文化。像杭佩兰的好朋友朱法弟，她是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是从工人中提拔的车间副主任，也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年前，她不识字，报社请她写文章，她虽很高兴，但做不到。很多志愿军写信给她，她得请别人读给她听和代她写回信。去年，领导上把她送进速成识字学校，没多久，她就具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现在，她已能写简单的复信了，能读劳动报了。她常常见了人就说：从前看见生产报表像碰到陌生人，它对我扳面孔，现在看见报表可亲热啦。细纱间的老工人沈小妹原来也是一字不识，进速成识字班后认识了二千多字，真好比瞎子见青天，看到什么都稀奇。她回家时，在马路上看到布告就停下来念念，看到标语又走过去读读，而且读得津津有味。一刻钟可以走完的路她竟走了两个钟头。
在厂里，像她们这样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每天下了工，职工业余学校的十多个教室里，满满的坐着一千多个男女工人。这里有初级、中级和高级学生，工人出身的女厂长史小妹和党委副书记杭惠兰，都是业余学校的学生。今年有一百人考进了业余中学，二十二人进了速成中学，二十一人进了纺织技术学校，还有三人进了华东纺织工学院。
新的家庭生活
女工的家庭生活也起了很大变化。和杭佩兰同一车间的女工唐春弟，是个木匠的女儿，没长大成人父母就死了，于是十二岁就到杜家做童养媳。杜家也是个靠劳动吃饭的人家，所以春弟到他家，就被送进缫丝厂做工。年纪那样小每天在厂里做十二个钟头工；晚上回家还要给一家大小洗衣服，早上三、四点钟又要起来烧早饭给全家吃。开始时，她丈夫杜万金见她太辛苦，帮帮她的忙。但是，杜万金的父亲、母亲一看见，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板凳打桌子，说：“哪里有男子汉做家务事的！快放下给她做，别婆婆妈妈的。”这一来，杜万金连洗脸水都要春弟端到面前了。而老头子、老太婆碰到像赚钱不够用、户口米挤不到等不称心的事，就把气往春弟身上出，常常挑唆杜万金打春弟。他们说：
“小媳妇出了头，力气大如牛。你现在不把她打服贴了，等我们死了，你就弄不过她了。”以后杜万金碰到一点不如意事，就把春弟打个半死，唐春弟就这样的过了十二年。
解放后，杜万金经过厂里教育，再也不和春弟吵架了。他俩每月的工资足够家里八个人生活。生活虽然安定了，但杜老奶奶还要找事跟媳妇吵嘴。一天，春弟跟丈夫说：“我们在厂里生产积极，家里也要过得和和气气的才好。”杜万金说：“你看怎么过法呢？”春弟说：“头一个就是你妈妈。现在我讲话她是不听的，你可以多和她谈谈，我们尊重她，她高兴了，就会帮我们带带孩子，这不就好了吗？”杜万金就这样做了，一有功夫就跟他妈妈谈天，里弄里开会讨论婚姻法时，他也叫妈妈去听听。老太太虽然不在儿子、媳妇面前说一句在外面听来的许多新道理，但却跟邻居老同伴们说：“我们老早对媳妇是不好的，人家也是一个人呀！”慢慢的，她也变了。以前她带一个孙子也嫌麻烦，现在她带四个，只有最小的一个由春弟带进托儿所。儿子媳妇领到了工资，全部交给她支配。她一个钱也舍不得乱用，经常备些好小菜留给儿子媳妇吃。每逢星期天，儿子常常读几段报纸给她听听，媳妇则叫她出去玩玩。一个和睦、温暖的家庭形成了。每当谈起这个问题，唐春弟的回答总是：“只有在今天，才会有像我们这样亲密的家庭关系。”
正当的婚姻
在旧社会里，做亲要“笆门对笆门，板门对板门”。纱厂女工要想找个比较宽裕的人家，人家嫌你是工人，不要你；找个工人吧，又怕养了几个小孩，嘴巴就得挂起来；再加上婚姻不能自主，很多女工都是孤孤单单的过了大半辈子。织布间的女工周爱囡，今年四十岁了。过去大家不喊她的真名字，都叫她“老姑娘”。她在年轻的时候，看到邻居一个叫彩素的女孩子出嫁以后，常常被丈夫打得哭回来，自己也很伤心，常常陪着彩素哭一场。她觉得结婚没意思，还是不结婚的好。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她的爸爸和妈妈都因操劳过度病死了，留给她的是五个妹妹、两个小弟弟和两间破房子。她一个人在上海做工，还要帮助弟弟妹妹过日子。人总是有感情的，上了三十岁以后，她常常感到不结婚将来怎么了结啊？可是，她一想到彩素挨打的样子，想到自己父母因子女多累死了，想到乡下七个弟妹的生活，心就冷下来了。在厂里，人家一问起她的婚姻事，她就脸一板走开了。解放后，什么都变了，工人生活有了保障，政府不允许丈夫压迫妻子。彩素回家时也总是欢天喜地的。她还对爱囡说，她丈夫经政府教育后，不但不打她了，还帮她做些家务事哩。爱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有的妹妹出嫁了，弟弟在土地改革后也分到了地，生活安定下来了，“老姑娘”不由得又考虑起自己的婚事来。车间里很多工人也关心她，可是大家都不敢讲，怕刺伤她的心。有一天印阿雪，大着胆子问她：“老姑娘，解放了，好结婚啦。要是没有对象，我们替你介绍一个，包管好。”老姑娘一听“噗刺”一笑。不久，老姑娘就开始和张金民恋爱，以后，他俩就结婚了。现在，每到晚上，在厂门口常常看到张金民骑着脚踏车来接“老姑娘”回家。
以前很多被人叫做“老姑娘”的，这几年都一个跟着一个变成“大嫂子”了。
至于年青的姑娘们自然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了。布房间的刘宝玲，在前年青年团委组织的青年工人联欢时，认识了汽轮机厂的工人唐剑。唐剑很直爽、朴实。他们两人很谈得拢，以后就恋爱起来。并且在去年结婚了。厂里还有十几对青年男女工人正在谈恋爱。
幸福的第二代
上海国棉一厂有几千女工。女工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去年每月平均生五十五个小孩，今年到现在为止，每月平均生六十多个。
孩子的增加比托儿所的扩大快的多。去年，在工厂小花园的对面，又新造一所可托四百个孩子的托儿所。每天，医务室都要派专门医生为这些小家伙检查身体，大多数小孩都是胖胖的。
解放以前，很多女工都怕生小孩：一来是生了小孩没人照管，二来是生多了也养不活；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更是气煞人，怀了孕还要被开除。朱法弟在解放前生了八个小孩，只有一个活着，而这一个还是快要解放时生的。她解放后生了两个小孩，都长得像小老虎一样。说来真奇怪，有很多女工，解放前很久都不生小孩，解放后不久就生了。像细纱间的徐凤英，结婚九年没有孩子，前年到医院治好了妇女病，不久前就生了一个小孩。和杭佩兰同一车间的陈银珍，结婚十三年，去年才生第一个儿子，夫妻俩欢喜得了不得，还按老规矩染了许多红蛋送人报喜。托儿所的保育员跟妈妈们开玩笑说：“好哇，你们存心跟厂长为难哪！新房子才造好，又来了一批‘生力军’，把房子占满啦！”
两种理想
每个纺织女工都有自己的理想。这个，她们平常是不大会说的，但当闲着没事的时候，最知心姊妹一碰头，就谈论起来啦。织布女工张秀兰说：“你可晓得，现在我们全国纺织厂出的布，平均下来每人只摊到九尺，将来国家不知要开多少纺织厂呢。我呀，就想做个纺织专家。”细纱间女工朱萍则一心一意想做个演员。细纱间女工李玉珍起先坐在一旁不响，最后她才说：“我呀，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就想………在厂里好好做生活。”另外的人连忙接着她的口气说：“学杭佩兰的样子，做个劳动模范。”接着，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阵。
她们可不是说着玩的。张秀兰这几年已把自己的文化程度提高到高小程度，今年又考进了同济大学附属速成中学，她的第一志愿是学纺织技术。她说：“以后的问题呀，是要下决心往里钻。”朱萍现在还没去演什么电影，但已成为厂里的“名演员”了，而且在生产上也不肯落在人后。她说：“我是工人，做演员就要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演出来；现在没把生产搞好，将来怎能把工人演好呢？”李玉珍呢，最近一两年内已成为车间的先进生产者。
在我们国家里女工们有远大美丽的理想，也有实现这种理想的条件。谈起现在，也使人想起从前，从前女工有没有理想呢？有的。有什么理想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就说张秀兰吧，她十四岁进了工厂，看到做工这样苦，又被人瞧不起，她就打算：现在没有办法，就做他几年工，将来嫁一个“好好叫”的人，不做这短命生活了。现在，张秀兰一谈起这个来，就把它叫做“可怜的理想”。可是旧社会里，就连这个“可怜的理想”也不能实现啊。
社会变了，女工生活变了，女工的理想也变了。杭佩兰是千百个女工的缩影。千百个女工像杭佩兰一样的生活着。（附图片）
妈妈上班了，孩子们多乖。 解放日报稿
五年来，国家投资为广大职工修建大量宿舍，仅去年修建的面积就有一千二百万平方公尺。这是广东揭阳糖厂新建的工人宿舍。
新华社稿　简　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