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全民族之力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扶贫攻坚在神州（三）

　　举全民族之力
　　本报记者 罗盘 李杰
　　越往高处走越穷，越往山里走越苦。但无论是黄土漫漫的村落还是白云深处的人家，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正是在这些最穷和最苦的地方，我们目睹了扶贫干部活跃的身影，看到了捐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发达地区的衣物钱粮，感受到了全社会向贫困地区伸出的无数双热情的手。
　　同心协力扶贫攻坚，这是20世纪末中华全民族的壮举。
　　消除贫困：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改革开放20年，相当多的地区先富起来了。走共同富裕之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贫困地区献爱心、送温暖、作贡献，正日益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1983年，河南一名靠党的富民政策致富的个体户，租上拖拉机，不远千里把万斤粮食送到灾区贫困群众手中，这桩“富帮穷”的感人事迹，至今仍让人们满怀敬意。
　　多年来，千千万万颗同样高尚的心灵，默默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真情。深圳的一位公司员工，把2000元先进个人奖金寄给贫困地区，却不愿留下自己的姓名；青岛的一名小学生给贫困地区寄上200元父母给的压岁钱，同样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仅1994年以来，全社会向贫困地区捐钱15亿多元，衣被近亿件。
　　在个人自发地支持参与扶贫帮困的同时，199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又一项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举措，明确要求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天津市派出大批干部奔波于沟壑纵横的陇中旱塬，他们不仅带去4000多万元无偿援助资金，40多个帮扶项目，更带去了天津人民的一片情意。甘肃人说，天津在资金并不富足的情况下支持我们，这份真情永志不忘！
　　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没有忘记西部地区的穷兄弟，他们对口帮扶贵州省，一次就曾带去40多名企业界人士和1．5亿元的无偿捐赠。深圳市的主要领导说：“深圳的发展离不开西南人民的支持，如今我们是去回报的。”
　　也不仅是天津和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以及青岛、大连、宁波等地都按照中央的部署，迅速启动了对口帮扶工作。
　　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曾在贫困的广西百色地区度过好几个春节。平常，但凡有企业界人士请吃饭，他便说：“别吃饭了，把饭钱省下来，让我拿到广西去办希望小学。”几年下来，陈开枝真的想方设法从先富起来的广州人手中收集到捐款数百万元，转送到百色地区。
　　中国人民用行动告诉世人：先富帮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定点帮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来自全社会的力量，使扶贫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10多年的实践证明，采用多种方式，编织扶贫网络，形成完备制度，是确保扶贫到位的重要条件。
　　1995年，是全社会扶贫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汇编成扶贫的巨型网络，覆盖全国所有的贫困地区。在这一巨大的网络中，124个中央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率先垂范，定点帮扶334个国家重点贫困县；沿海及东部发达省、市争先恐后，大力开展东西对口扶贫协作；27个省、市、自治区的4155个直属机关下派干部定点扶贫；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工商企业、科研院所、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积极开展送温暖活动。
　　青海玉树县，山高路远，空气稀薄。中央办公厅定点帮扶干部解津伟来到这里，不顾身体不适，坚持走村入户，帮贫济苦，被当地藏族群众亲切地称之为“中央派来的”。一次下乡，解津伟因车祸身负重伤，伤刚好就返回了岗位，被授予“玉树县荣誉公民”称号。类似这样感人的故事何止万千？正是这些奔赴扶贫攻坚第一线的生力军，把全社会的扶贫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上海、深圳是沿海发达省、市中最先将对口扶贫编入市政府工作计划的，此举令贫困地区人民深为感动。
交通部10年前就在亘古无桥无路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施扶贫，10年中他们给自己定下一条铁的制度：当地群众不脱贫，定点帮扶不脱钩。在他们的努力帮扶下，奔流不息的怒江上，先后架起了20多座永久性大桥；刺破青天的滇西南群山中，终于修建了200多公里柏油路。
　　制度化使帮扶工作更加扎实有效。1996年底，湖南省派出1．1万名干部住进全省3500个特困村，规定“干部当代表，单位作后盾；包扶不包办，实干不空谈”。吉首市军分区司令员彭楚政长驻特困村，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现在，这些特困村的贫困状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如今，全社会的扶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许多帮扶单位说，贫困地区缺什么，我们补什么；我们有什么，就带去什么。中宣部组织新闻扶贫，激励了众多贫困地区挑战贫穷的信心；国家科委为陕西开发科技项目80多个，造福了一方百姓；各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智力支边”，仅在贵州就办学35所，技术培训12万人次，受到了贫困山民的欢迎；共青团中央“希望工程”已救助失学儿童155万，得到了全社会的赞赏和支持；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兴办“光彩事业”，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红红火火；文化部等为贫困地区送书送戏送电影，全国妇联组织巾帼扶贫、连环脱贫，有声有色……
　　举全社会之力扶贫攻坚，为在200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增添了强大的力量。5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向贫困地区下派干部1．1万多人，包扶全国7万多个贫困村；东部省市向西部省区无偿捐资4亿多元，签订合作项目上千个，总投资近50亿元。
　　东西互动：携手驰骋大市场
　　“捧着金碗讨饭吃，守着银窝受苦寒”，这是不少贫困地区的真实写照。他们有资源却无资金，有心开发却无能力打开市场，给钱给物只能缓解燃眉之急。根本的出路在哪里？
　　对于这样一道极具挑战意味的难题，结成对子的东西部各方都在努力探寻其答案。开展多种形式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携手开辟新天地，就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一个办法。
　　江苏省华西村以文明富裕引人注目，更以扶贫济困令人肃然起敬。从1996年起，他们慷慨帮助宁夏干旱山区1000个贫困户、6000贫困人口迁移到条件较好的银川近郊，目前迁移任务已接近尾声。如今的宁夏华西移民新村，不仅盖起了成片的住宅，还建有学校、商场等配套设施。更重要的是，华西村还派出干部热情帮助当地移民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说：“华西村为宁夏扶贫开发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西南山区，互利合作创造了诸多经济神话。1997年，青岛海尔集团带着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找到已停产多年的贵州风华冰箱厂合作，而贵州低廉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为合作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双方当年启动项目，当年首批产品出口美国，当年投资获得回报。这一项目成为优势互补的范例。
　　优势互补使双方如虎添翼，尤其使贫困地区实力倍增。在贵州安顺地区采访时，地区行署副专员傅京告诉我们，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对口帮扶安顺兴建镇宁红蝶钡业公司，这家“扶贫企业”，每年可给安顺地区创造3个1000万的效益，一是农民通过采矿，每年总收入1000万；二是企业每年上缴各种税收1000万；三是当地560名贫困人口在企业就业，每年工资总额1000万。这3个1000万，对贫困的安顺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出路在山外，社会扶贫关键在培养其造血功能，帮助他们走向市场。广西九万大山共有17个贫困县，居住在这里的苗、侗、瑶等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较为困难。林业部扶贫干部来到被称为“苦水洼”的罗香乡，重点帮扶他们开发八角、黄竹等经济作物。1997年，全乡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瑶族老人蓝金福说：“罗香的苦水变成了蜜菠萝。”
　　造就人才，也是帮助贫困地区走出落后的有效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和沿海省区积极为贫困地区开办各种技术培训班，已让上百万贫困农民熟悉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眼下，全社会帮贫济困正向纵深发展。从少数单位的自发援助到举国上下的同心攻坚，从出自真情的扶危济困到形成整套扶贫制度，从单一的送钱送物到启动贫困地区内在活力，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一片片贫瘠的大地，奏响了摆脱贫困的雄壮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