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五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冯雪峰
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成就，推动了我们的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学作品的读者，和解放前比较，现在是千百倍地扩大了。广大人民以日益增长的热忱注意着文学，对作家的要求和期待一天比一天地迫切。党和政府很关心文学和艺术的创造事业，既向文学和艺术工作者指出了战斗的任务和创造的方向，又尽可能地给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的全面的伟大变革，使作家们的创造源泉无限地扩大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之下，我们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新与旧的矛盾冲突正在空前广阔地、深刻地展开着，而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创造热潮也日益高涨起来。这不仅给我们文学以新的历史任务，而且激发了作家们的高度创造热情。
我们文学的发展虽然直到今天还很落后于我们国家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但就其本身说，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两三年中，我们的创作界是显得不活跃的。当时发表的某些作品，对于新时代还只能作浮光掠影的反映。它们虽然描写了生活的新的现象和新的斗争，但不能比较深刻地传达出新的斗争的内容和精神。在当时有些歌颂人民的胜利或歌颂新的时代的作品，其中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思想和陈旧的调子，往往超过了对于生活的新鲜而真实的感受。大多数作家面对着新的伟大的现实，一时还不能对它有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刻的掌握。
从那时候起，大多数作家都陆续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以及“三反”“五反”等伟大运动。有些作家，在这三四年中一直在农村或工厂中担任了一定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从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们曾经进行了几次全国作家都参加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关于国家建设的总任务和总路线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的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实际的成果已经可以证明：作家深入人民群众中去并参加群众的斗争，——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许多次劝告过我们的——是克服文学和现实的隔离的根本办法。同时，研究政治，研究国家建设的总任务和总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正确地了解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都是最必要的。最近两年来，我们作家掌握现实的能力显然在增长着。这两年中发表的作品，大概地说来，正在逐渐地显示出新的面貌和新的精神。
五年中我们在文学创造上的一些成就，都是从我们克服和现实的隔离的努力中得来的。由于我们的这种努力还很不够，我们的成就也就不能令人满意。但因为我们努力在接近和深入实际生活，所以我们已取得的一些成就将不仅只说明过去的工作，而且对于今后我们文学的发展也将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文学将会由作家们的这种正确的努力而逐渐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壮大起来。因此，如果从我们作家努力的方向上来评价我们在这五年中的一些成就，那就更切合我们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现代中国文学和农民的关系向来是很密切的，例如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祖鲁迅所创造的一些被压迫劳动人民的辉煌的艺术形象，其中主要的就是农民。在一九四二年对于我们文学和艺术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全国解放时之间，由于我们作家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结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我们产生了一些具有新的精神的作品，而其中大多数所描写的也都是在党领导下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农民群众。例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欧阳山的“高乾大”、柳青的“种谷记”等等。而在现实主义的成就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作。
全国大陆解放后所开始的土地改革以及土地改革完成后所开始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是这五年中反映了农村中阶级斗争和新与旧斗争的两个伟大运动。在这五年中，我们继续产生了一些描写在土地改革斗争中的农民群众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不怎样出色，但当作在解放后我们的创作和实际生活的一种联系来看，当作这些作品的作者们走近新的现实的第一步来看，仍然都是有意义的。最近两年来，正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中的农民群众，已经开始在我们的作品中逐渐地出现。例如康濯、骆宾基、马烽、李准、吉学沛等人的一些短篇小说，安波的剧本“春风吹到诺敏河”等，是对于这种新的主题的尝试。这些作品虽然成就还不大，但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阶段中的斗争和新的精神已经得到一些反映。描写这一方面生活的，还有几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不久即可以脱稿。
在这五年中，还产生了一些描写农民群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的作品，其中如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是较为优秀的一部，它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老根据地人民支援战争的故事，在现实主义上是有成就的。陈登科的中篇小说“活人塘”和“淮河边上的儿女”、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也是有比较充实的内容的作品。我们也产生了一些反映农村中在解放后从婚姻制度的改革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上所表现出来的新与旧的斗争的作品，如马烽、秦兆阳、石果、王安友等人的一些短篇小说，孙芋的独幕剧“妇女代表”等等。
其次，在这五年的作品中，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史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作品的作者们都曾经在各时期和各战场参加过他们所描写的战斗；他们在战斗中的感受以及战士们和参加战斗的普通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就不能不激发着他们的创作欲。而且人民革命战争联系着我国的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同时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斗争中所发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也最具有鼓舞和教育的力量。这些作品中较为优秀的有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胡朋和胡可等人合作的剧本“在战斗里成长”、马加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李尔重的中篇小说“领导”、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平原烈火”、陈其通的剧本“万水千山”、谢雪畴的中篇小说“团指挥员”、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等。“保卫延安”不仅是我们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作品的代表作，而且是可以代表我们这五年中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成就的一部出色的作品。从它的根本精神上说，也从它的有独创性的艺术描写上说，是一部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的作品。
在一九五○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斗争中，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而奋斗，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都发扬到非常的高度。在朝鲜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行动，尤其鼓舞着我国人民为建设新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精神。就在这种鼓舞之下，我们有许多作家曾先后到了朝鲜前线，他们先后写了许多具有鼓舞力量的艺术性的通讯报道和散文（小说家刘白羽、巴金、杨朔、路翎、黄谷柳、白朗、菡子、诗人魏巍、田间，剧作家宋之的、黄钢，等等，都是这种报道和散文的作者）。这些作品在我们这五年中的文学成绩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斗争以及朝中人民团结友爱的小说和剧本，其中较可注意的，如中篇小说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海默的“突破临津江”等；短篇小说有里加的“临津江边”、寒风的“射手”、晴霓的“蟾江冰波”、巴金的“黄文元同志”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剧本有黄悌的“钢铁运输兵”、胡可的“战线南移”等。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歌颂朝鲜人民以及歌颂保卫和平的斗争的诗歌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
我国目前实际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伟大工人阶级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和创造，对于我们文学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在这五年中，反映工人群众的斗争和创造的作品是比较的少，其中较可注意的有杜印等合作的剧本“在新事物的面前”、白朗的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李庆升等合作的剧本“四十年的愿望”、夏衍的剧本“考验”、雷加的长篇小说“春天到了鸭绿江”等。我国实际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在我们文学上还只有这么单薄的反映，这是我们最不能满意的，因此也是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克服我们的落后的一个主要的方面。现在参加工业建设工作和接近工人群众的作家已经逐渐在多起来，我们希望不久之后描写工人群众的创造和斗争的作品也会多起来。
在这五年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有造就前途的新作家，在上文所举例的许多作品中有些就是出于新作家之手。同时一些老作家，在这五年中也都有新的作品发表，例如巴金发表了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短篇小说和通讯报道，老舍发表了剧本“龙须沟”等，曹禺最近发表了剧本“明朗的天”，叶圣陶在发表了一些散文之后最近也有短篇小说发表。这些作品都具有新的精神，足以说明他们接近实际生活的努力和他们思想上的发展。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从解放后在文学艺术上已开始有创造活动，并且开始出现了新的作家——如玛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等的作者）、朋斯克（中篇小说“金色兴安岭”的作者）等。在解放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反动统治的压迫和歧视之下，过着文化十分落后的生活，有些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解放后，跟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政治地位的提高，文化和艺术上的活动也开始有空前的开展。没有文字的民族，有的已经在政府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文学上，现在是一方面在从事原有的口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一方面从事新的创造。
在儿童文学方面，中国作家协会曾帮助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进行关于四年来儿童文艺创作的评奖工作，奖励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我们在这五年中的成就是很小的。作家们现在才仅仅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
十分显然，我们的成就离我们人民所希望的是太远了。为了我们文学的成长，最根本的是继续加强我们作家和实际生活的联系。这个问题不仅在过去长期存在，在今后也将是长期存在的。可以说，我们全体作家对于我国当前深广而复杂的实际生活，都还体验和通晓得太少。只有继续努力深入人民群众中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和活动，熟悉我们社会的各方面，并加强我们的斗争精神，才能够提高我们掌握现实的能力，提高我们文学的创造性。同时，我们大多数作家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也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尽力提高我们的文化和思想修养，同时向中国和外国的古典文学学习，尤其是向苏联文学学习，这也是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作家身上还有未被完全克服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影响我们文学健康发展的阻碍物之一。因为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既妨碍作家深入实际生活，也妨碍他们正确地掌握现实；这样，也就妨碍我们文学的革命斗争性的提高，使我们不能以文学的战斗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服务。在现在，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表现在脱离政治的倾向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上面。某些作品很缺少斗争性，不能启发读者去认识生活中的深刻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新与旧的斗争，同时读者也感觉不到作者的政治热情或战斗的意向。有的作家，未能改变自己原有的个人主义的生活观点，因而对于人民群众的新的精神和面貌——正在向着集体主义发展的、要把个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这种新的最本质的生活现象，就不能有深刻的、从本质上的认识。毫无疑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是我们不能放松的重要斗争之一。在我们文学和艺术界，从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影片的错误以来，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批判和斗争是相当剧烈的；但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不仅是文艺工作者自身的旧思想残余，而且也是国内外还存在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对于我们的侵蚀作用的表现，这就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
各种各样的公式主义的错误，在我们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妨碍我们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斗争性的提高的。无论怎样的公式主义，都是妨碍作家对于生活的深刻的、有创见的认识的；而且，无论怎样的公式主义，都会使作家失去把实际生活的复杂、具体而生动的内容概括到作品中来的能力。因此公式主义的作品，总是感动力和教育意义都是极少，甚至完全没有的。各种公式主义倾向的发生，主要的是由于作家对于实际生活的隔膜，同时也由于作家受了某些脱离了实际内容的概念或某些偏狭的经验的束缚。因此，我们觉得，深入实际生活并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中提高思想的能力，是克服公式主义错误的根本办法。
五年来我们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党和政府的指示以及人民的要求的；现在和今后的问题，是必须加倍努力克服现在存在的落后状况，使我们的文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