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当代影视社会背景——尹鸿与他的影视文化观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揭示当代影视社会背景
　　——尹鸿与他的影视文化观
　　远婴
　　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的兴起为中国影视批评带来两种现象：一是批评队伍学院化，一批机敏的学人介入影视，他们的理论兴趣由经典文学作品转向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影视；二是批评方法学理化，批评者试图从叙事、快感、生产、消费等多种角度阐释影视的社会文化效应。青年学者尹鸿和他的专著《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正是这两种转变的双重代表。
　　作为国内首批文学博士，尹鸿毕业后在北京师大艺术系影视专业任教，同时成为一名出手敏捷的影评人。他凭借扎实的理论背景，力图对当代影视现象作出独特的描述。
　　由符号学肇始，电影理论研究经历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种种思潮的洗礼，它不仅使批评者可能在国际文化背景下反思过去，而且将中国当代经验的表达直接融入世界理论思潮。在电影理论现代化过程中，尹鸿显然是个身体力行者。他的意识形态批评之于《青春之歌》、精神分析之于《芙蓉镇》、后现代主义之于游戏电影，都独到犀利。
　　从80年代以来，电视悄悄取代电影而逐渐成为对大众影响最大的媒介。敏感的尹鸿很早就开始介入电视评论。在《电视与生态污染》、《文化生态意识》的章节中，他以毫不掩饰的批判态度抨击电视与商业的交换，节目的复制性对创造力的消损，并借爱因海姆之口重述电视的负面效应：“电视是对我们的智慧所提出的新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成功地掌握了这一新兴的媒介，它将为我们造福；但是它也可能让我们的心灵长眠不醒。”
　　在这本关于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到了世纪末中国屏幕上所有富于政治、文化或艺术意味的影视作品名单：从第五代到第六代，从艺术片到商业片，从《渴望》到《北京人在纽约》，从《李大钊》到《杨家将》，作者的批评似乎触及了影视创作的各种类型。尹鸿的评论不局限于作品本身，却侧重揭示其中隐含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这一特征恰恰是新旧理论的分界点。
　　当代影视批评者往往怀有两个愿望：改造旧有影视评论话语，与国际理论方法接轨。在探索的漫长时间中，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一书和它的作者已经作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