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一个世纪的怀念——纪念伯伯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献给一个世纪的怀念
　　——纪念伯伯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
　　彭钢
　　今年是我的伯伯彭德怀诞辰100周年。这个世界上能够活过百年的人很少，通常来说，人生如同一颗流星，总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间，这本是大自然的规律。然而，也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已经属于过去，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却在人间长久地留着，注视岁月光华拂过他曾经生活的世界。我想，我的伯伯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人民却永远怀念他，而且这种怀念还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深化。这是我在怀念伯伯的时候最感到宽慰的。
　　不尽的亲情
　　我的父亲彭荣华是伯伯彭德怀的小弟弟，他和二伯彭金华入党后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先后牺牲。靠地下党的接济，靠两位母亲咬紧牙关在苦日子里煎熬，我们全家人顽强地活了下来。湖南解放后，我们兄妹5人被送到北京上学。
　　那是1950年的春天，伯伯彭德怀到北京开会，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是彭家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那年11岁，伯伯见面就叫着我的小名说：“你就是玉妹子呀。”那天晚上，我们在屋里搭了一个大地铺睡下，让伯伯睡在床上，他却出去开会了。第二天天亮，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而伯伯睡在沙发上。原来他把我抱上床了。
　　1953年，伯伯从朝鲜作战回来，我的母亲从湖南老家来看他，向他叙述了我父亲和二伯父牺牲的情况。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我们这些孩子也哭了。这时，眼泪从伯伯的眼角大滴大滴滚落下来，他的嗓音沙哑了，说：“孩子们，不要哭，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而自豪，我为有这样的好兄弟而骄傲。”从这时起，我和他住在一起。除了他或我不在北京和他被囚禁的日子，我们始终生活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终止的那一天。
　　中南海永福堂里有两棵海棠树、两棵杏树。那时我很淘气，有一次看到海棠熟了，就爬上去摘果子。警卫员发现了，大声喊：“快下来。”结果惊动了伯伯，他也跑出来了，冲警卫员摆摆手，示意不要再喊。原来他是怕我害怕摔下来。我在树上冲他作鬼脸，他在树下冲我笑。等我下了树，他狠狠责备我：“风吹树摆你也摆，吓不吓死人呀？就这么棵小树，还爬到尖子上摘海棠，摘那么多海棠做什么呀？”我说：“给同学吃。”一句话就使他转怒为喜，笑着说：“个人吃了烂牙腔，大家吃了喷喷香。”伯伯知道我不是为自己就不再说什么了。伯伯是三军统帅，举止威严。这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面，但世上很少有像我这样能够长久地在他身边，领受他充满温情的疼爱。
　　就在我考上大学的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伯伯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对庐山会议的思考
　　对1959年的庐山会议，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回忆录和历史文献，使人们对伯伯彭德怀在庐山上“万言书”，为了纠正不正确做法，向领袖提出批评意见的过程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
　　我没有跟随伯伯上过庐山，对庐山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听伯伯下山以后讲的，后来又看到了许多历史档案和文献。就亲身经历来说，在我印象中最真切的是伯伯下了庐山以后的思考过程。这段日子是痛苦的，也是他在思想上不断升华的过程。
　　刚下庐山，伯伯彭德怀首先面临的是对无中生有的“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在当时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气氛非常紧张。在这个问题上，伯伯不再退让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事后对我说，当时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可以作检查，要什么给什么。但决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和名单。否则就要把军队搞乱了。如果搞垮了人民军队，我的罪恶就太大了。伯伯的想法是，哪怕把全部罪名都揽到自己头上，也要保护他人，保护战友。
　　后来杨勇叔叔告诉我，当时有人找他谈话，要他“划清界限”，不然“也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可见如果伯伯提到谁的名字，谁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王平叔叔也对我谈到，当时追逼“军事俱乐部”时，他曾和几位战友议论：“我们都是彭的老部下，他要搞‘军事俱乐部’，为什么不拉我们几个参加？”事实上，伯伯一向最反对搞宗派，拉山头，即使对于历史上形成的“山头”，他也一贯主张削平。这是伯伯的云水襟怀，也是他面对历史可以胸怀坦荡，问心无愧的地方。
　　其实，下了庐山，假如伯伯继续认错，他的处境也许会稍好一点。1959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主席打电话要伯伯前去中南海谈话，在座的还有一些领导人。毛主席针对伯伯提出要去农村劳动一事说，你年纪大了，不必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伯伯说，这样的话，他打算去党校学习4年。毛主席说，两年就够了。说完这些话，毛主席和屋子里的人都没有说话。在座的人看出来，如果彭德怀此时表态认个错，领袖会有所表示。
　　对于这种期待，伯伯看出来了。但是他倔强地不说话，沉默片刻之后起身告辞，表示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彭德怀又一次错过了与毛泽东谅解的机会。以我对伯伯的了解，他是觉得，在庐山上认错检查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如此”。但在山下认错则只是为了个人的处境。他认为个人不足惜，不能再认错了。
　　这也是伯伯对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
　　下了庐山以后，伯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又以其中两件事为最。第一是事实证明了，他在庐山上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继续“反右倾”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农村出现了严重饥荒。1961年暑假，当他得知安徽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时，他的痛苦有如万箭穿心，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当时看到他那么难受，我想安慰他，说：“要是庐山会议接受你的意见，纠‘左’就好了。”
　　伯伯的神色却更痛苦了，说：“我倒希望真的是我完全错了。开庐山会议时，我是看到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经济困难，感到再不刹车不得了，所以才写那封信。没想到写信的结果是进一步反右，使得问题更严重了。早知如此，这封信我就不写了。”他痛心得连连摇头，说：“唉！我这个人哪，当时不写信也不可能。”
　　伯伯的这番话说明，庐山上发生的事情是有其必然性的。与此连带，另一件使他痛苦万分的事，就是他在庐山作的违心检查。最初，他认为在庐山作检查是“为了顾全大局”，是为了领袖的威望、维护党的团结。渐渐地，他的想法改变了，认识到事情未必如此。1962年“七千人大会”文件继续批判彭德怀，又给他加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看了那份文件，他对自己在庐山的违心检讨更加痛心了，在几天中对我说了多次：“也许我应该坚持到底，即使我垮得更彻底。开除党籍，坐牢，也许这样对党更有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八万言书”，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中的经历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
　　当时，曾有人劝伯伯再作检讨，按文件说的那样去检讨。说这样能取得谅解，也许还能出来工作。
　　伯伯愤慨极了，拂袖而起，连声说：“庸人之见，庸人之见！”在对真理的艰苦探求中，伯伯的骨头变得更硬了。事后他对我说：“不负责任乱检讨，更要给党增加混乱。”
　　在吴家花园，他种树种菜，并随口吟诗赠给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陈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强：“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然而，他在吴家花园吟诵最多，也最喜欢的是明朝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陪伯伯走出屋子散步，在不远处的池塘边停下，看到他亲手栽下的藕已经长出了挺拔的荷叶，荷叶上的水珠在微风抚弄下滚来滚去，在夕阳照耀下闪光。看了很久，伯伯对我说：“荷叶下面是藕，藕生长在烂泥里，它抽枝、长叶、开花，出污泥而不染。一个人也要这样。”
　　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我的伯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贫，伯伯只读过两年私塾，他靠顽强的自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1918年，20岁的伯伯在湘军中作文《论立志》，他写道：“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这时的伯伯立志了，要杀富济贫救中国。从此以后，他的思想不断升华，视野愈远，胸襟愈宽，要为普天下人民谋幸福。这也是一条艰难的、不断追求真理的道路。
　　谪居吴家花园，伯伯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和像《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科普著作，以及文学作品。他还从中央党校请来教员讲解政治经济学。他对我说，过去打了几十年仗，从来没有时间系统地学习，现在我可要深钻一下了。
　　伯伯钻研了大量经济学著作，这使他对当时经济决策中的问题看得更加深刻。他反复阅读八中全会决议，在这份文件上写下一个批语：“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这是他对这份错误文件的最初批判。
　　伯伯一边看书一边写笔记，在看过的书上写了大量眉批。这些笔记和眉批，是研究彭德怀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可惜，伯伯的大量藏书在他身陷囹圄后被“专案组”销毁了。
　　伯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是不能被禁锢的。他逐渐深入考虑了国家的法制和民主建设问题，这是他在庐山上没有更多思考的。他严肃地对我说，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说“里通外国”，不调查，不取证，一句话就定罪，党章还要不要？宪法还要不要？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周武王伐纣”的故事，传说武王出兵前，第一次听到报告说纣王荒淫无道，第二次听到报告说人民怨声载道，武王都按兵不动。待到第三次有人报告说纣王统治下的百姓都不说话了，武王立即出兵灭了商朝。伯伯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老百姓不敢讲话，问题就确实严重了。”“八万言书”就是伯伯带着要讲真话的念头写下的。
　　我认为，这时的伯伯，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比庐山上更加深刻。这种认识上的深化是他在认真读书、亲身搞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取得的。当然，他也免不了带有许多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有很多思想上的矛盾。我认为，如果他继续学习和研究，他的思想火花还会进一步迸发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剥夺了这一切，伯伯晚年的悲剧是永远发人深思的。
　　百年忠魂的归处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伯伯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自1967年夏天被“红卫兵”揪斗打断肋骨，接着被“专案”监禁，到1973年4月发现癌症晚期进入医院直至1974年11月逝世，则是整整7年。受了那么大的冤屈，遭受了那么非人的折磨，伯伯的生命力怎么如此顽强？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希望自己顽强地活下去，看到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
　　以我的理解，伯伯胸襟宽广，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把个人的命运置之度外。在庐山会议以后，他认为自己经受的不仅是个人的痛苦，而是一个民族在发展中经历的曲折。他发自内心地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只留一身清白。他和我谈起自己蒙受的冤屈时说，这种事情历史上多得很，现实也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历史将会为我作出公正的评价。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你是能看得到的。”
　　他被监禁以后，亲人不能探视，直到他于1973年4月被确诊患了癌症，我才得到允许去看他。这时，他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了。他在病重期间，对医务人员和我说过多次：“我没有什么可以给党和人民了，只有这个身体了，把我的身体解剖了给人类作最后一点贡献吧。”
　　在这最后的探视中，我再次感受到伯伯的深情。他一生转战，到过许多地方，他最怀念的是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乌石峰下。庐山会议以后，他经过批准曾回过一次家乡。那里有他的家人，长眠着他的两个弟弟。1974年10月23日，我和堂兄去看望他。伯伯突然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抓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他说：“看来，我是不行了。我死后，骨灰是不是能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呀？你们的父亲是光荣的烈士，可我……我怕玷污他们呀……”这是伯伯临终前表述得最完整的话，他分明是希望告别人世之后回到他可爱的家乡。
　　36天以后，伯伯与世长辞。
　　他逝世4年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过去对彭德怀作的错误结论，为他彻底平反。
　　如今，又是20年过去了，临近伯伯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商议，为实现伯伯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让他和亲爱的弟弟永远长眠在一起。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家乡的人民也希望迎回自己忠诚的儿子。
　　亲爱的伯伯将要回归故土了，从他出生到永远回到家乡，正好100年。从物质财产的角度来说，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从精神财富的意义上，他留给后人的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0年来，我不知遇到过多少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向我倾诉对伯伯彭德怀发自内心的怀念和景仰之情。这种感情也使我不断加深了对伯伯的认识和理解，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伯伯一心为人民，因此人民也还他一片真情。
　　写于199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