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企靠什么促增长——苏南归来话改革 [复制链接]

第6版(农村经济)
专栏：调查报告

　　乡企靠什么促增长
　　——苏南归来话改革
　　本报记者 陈颂清 徐冲 韩国飚
　　从苏南采访归来，许多人一见面就问：乡镇企业到底怎么样了，预定的增长目标实现得了吗？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一路都在观察和思考的问题，也正是苏锡常干部群众的热门话题。
　　走向多元
　　说到华西村，许多人都知道它是以“共同富裕”出名的，换言之，是搞集体经济的。这次我们去华西，吴仁宝说，今后村里的企业还是搞集体的，但华西决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他说他有个大的计划，要引进100家私营企业，不但提供土地，达到一定的投资规模，华西还可提供流动资金。“一村两制，共同壮大华西的经济。”
　　吴仁宝做的，其实就是改革所有制结构，从而改变苏南原先单一的投入机制。
　　村镇集体经济投入，或者集体出面为企业担保贷款，曾是苏南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高负债（包括高集资），使得企业的负担过重，效益下降，亏损增加。
　　在这种投入机制下，一方面是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求贷款，一方面百姓有钱却没有投资方向。吴县市渭塘镇书记张寿根介绍说，当地农民储蓄存款达到3．2亿元。在以前，这些钱很难转到企业生产上来。
　　允许私人办厂，允许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后，情况变了。吴江市在政策调整之后，原先只能在流通领域显身手的一批经营者，迅速把资金转向办实业，全市因资金问题而进展不快的纺织业结构调整出现了飞跃之势。
　　机制变革的另一个明显效果，是一度变得很难控制的乡企管理成本大幅度下降。
　　在吴县市一家已转制的企业里，我们称赞总经理办公室宽敞气派，这位叫王欣南的总经理说：要是早几年就转制，我决不造这样的办公楼，企业哪需要这么多的“科室”呢？市场竞争激烈，我现在的利润就来自于人少。这家年销售额上亿元的企业，只有9个管理人员。
　　没有人提出要求、没有谁发过文件，但各家企业纷纷卖公车、卖手机。苏州一家县级市的烟草公司发现，当地开始搞转制以来，高档烟的销量下降了一半。
　　在苏南，乡企转制的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百花齐放。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一般是动产出售、不动产租赁）、拍卖等等。吴县市的黄埭镇称之为“五顶帽子随你挑”，而吴江的盛泽镇则叫集体、民营、三资“三个轮子一起转”。
　　过去，有的乡镇的财政账户经常莫名其妙就被封了，一查原来是镇里的企业已资不抵债了。江阴市周庄镇书记赵一鸣说，现在搞机制转换，就要明确这种责任关系，逐步走向政资分离、政企分开。不少乡镇开始“退二进三”，改变政府出面借债集资直接办企业的做法，而把重点放在提供土地、营造环境以引资上，引外资、引内资、引民资。对企业，也改变了过去的管理方式，重点管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管职工工资的最低保障等。吴县市渭塘镇的干部们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腾出了一些“管企业”的时间在规划怎样建好中心村以提高农民的居住质量。
　　做大和靠大
　　面对变化了的市场，产品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变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要么做老大，要么靠老大”，这句话，最早是从吴县市市长秦兴元那儿听到的。后来，我们发现，苏南的企业几乎都在不约而同地走这条路。
　　江阴的阳光集团已坐上了全国精纺行业的第一把交椅；双良集团的溴化锂制冷设备国内市场占据第一；常州的新科VCD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这些是做成了“老大”的企业。
　　还有更多的企业，正在纷纷寻求或已经走上“靠大”之路。找准国内外大企业，为它搞配套，走“高专精”之路，不但没有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是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档次，真正参与到了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之中。去年昆山参与配套的工业项目有338个，在市场不旺的情况下，销售额达13亿元，比上年净增3倍多。“靠大”靠出债务来的渭西村也初衷不改，他们与美国巴顿公司进行合作，已出口网罩1000多万美元。
　　“做大”与“靠大”，使短缺年代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一批“做大”，一批“靠大”，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组织化程度，避免了大家到终极产品市场上搞恶性竞争。这样做，也有助于盘活苏南乡企多年积存的存量资产，叫了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成为现实。在昆山，原先的小化工、小纺织在参与配套的过程中大多已脱胎换骨。
　　再聚人气
　　吴县市黄埭镇现任党委书记吉小元自称是当地第一代抓工业的干部。他说，那时候，没有一分钱就敢办厂，到后来，那个厂每天能净赚6万元。
　　在苏南，有过像吉小元这样经历的经营者和干部很不少。吴江市副市长沈荣泉当年扛着20公斤油毛毡到上海推销，进了建材公司大楼，还不让坐电梯，他就背着上5楼。“进了屋，除了房间里的柱子，所有站着的、坐着的，我都点头、都敬烟。”他回忆说。
　　苏南人就是靠这样的精神和努力，才办起了令人羡慕的企业，才发展出令人惊叹的集团。
　　这些年来，苏南乡镇企业已积累下一批宝贵的人力资源。这其中既包括一大批土生土长、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企业经营者，也包括不少外来的支持者。“70年代办厂靠回乡工人，80年代办厂靠星期天工程师，90年代办厂靠大学毕业生。”这是流传在锡山的一句话。它从一定程度反映了乡企增长方式上的一种转变。
　　如何留住人才、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从1995年起，我们越来越感到乡镇企业中人的积极性有淡化的趋势，这逼使我们加快了改革的步伐，重新焕发出人的创造力。”吴县市望亭镇书记薛泉金说。
　　“惰性增加，能人跳槽”，近年来苏南的不少企业都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如何改变？还是靠改革。“核心是建立‘捆在一起’的机制”，吴江盛泽镇书记鲍玉荣说。
　　“捆在一起”的机制，这是现在挂在乡镇干部嘴上的一个词。“捆在一起”就要把激励和约束机制联系起来、健全起来。
　　譬如在分配制度上，结合转制，经营者大多入了股，他们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结合了起来，当地人称作“船头绑上了自家的货”。吴江红安织造厂厂长说：“与以前比，我最大的体会是没有了退路，逼使我只有一心一意把企业办好。”
　　在“共同富裕”惯了的苏南，给予专家技术人员以高薪厚待，也需要一定的改革精神。我们听说，在一些企业，给专家奖励上海城边的别墅、配备进口的专车，每年十几万元的年薪，都进行得很平静。
　　对于外来人才的吸纳，苏南正在敞开更宽广的胸怀。
　　在吴县市，我们参观了一家新型的企业，它是由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的曹卫文、马丽新夫妇自己投资创办、自己经营管理的。他们与当地村镇只是“所在”，而没有“所有”的关系。随着这一类企业的增多，他们给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活力将日益显现。
　　苏南的所有制结构在变革，产业结构在调整，人才机制在演进……苏南，在突破旁人惯称的“苏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