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灵在延河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记忆追寻

　　我们的心灵在延河
　　刘白羽
　　写完《风风雨雨太平洋》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我实在抑制不住把头俯在手背上，流下眼泪。
　　书中人物的命运、心灵，和着我突然亡故的亲人的灵魂还在我心中盘旋、回荡，我一时之间无法解脱。四年之久，我苦苦写着，时时觉得他们和我之间在共同呼吸、共同前进，从而有所寄托。现在写完了，我觉得他们好像飘然而去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压在我的身上，我还有什么呢！
　　我亲爱的伴侣、战友汪琦走得太突然了，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完全陷于瘫痪不拔之境，我心里只反复想一句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世界上是有真情在的。301医院的于霞君主任要人带话，劝我住院，从此我在病房里过了半年之久。开始，我拿着报纸只一看大字标题，头就昏倒了，神情悒郁，头脑昏迷，我的生命缓缓向深渊里降落。于霞君主任特别请了专家组的神经科专家罗毅教授。有一天，她迈着轻缓的脚步走进我的病房，给我做了十分仔细的检查，然后，她跟我谈话，她劝我一天写一两行，她说你们一生写作的人，如果停止下来，脑力衰退比不写的人还快。最后她说：“治你的病我有信心。”经过她几次检查，几次谈话，我才明白，这一位杰出的神经科专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她和我的谈话就是治疗。五病室所有同志都为了我从病痛中挺拔起来而维护我、劝导我、鼓励我，希望我坚强自己，挺拔自己。我根据罗毅教授的叮嘱，每天写一点，谁知半个多月，我写出一篇短文，寄给《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是从他们那儿传给我的一大信念。罗毅教授那句“我有信心”点燃了我的生命火焰，我痛苦，但我奋斗。有一次罗毅教授又来看我，我告诉她：“我可以写五百字了。”她说：“好了，就停留在五百字。”正是这五百字，唤起我文学生命中的第二度青春。我想既然每天可以写五百字，我为什么不写我酝酿已久的那个长篇小说呢？何况这个长篇小说是我和汪琦一道构思的，我们俩常常坐在客厅里交谈，是她提出我没有写一部以女性作主角的书，正是这个意见使我塑造了《风风雨雨太平洋》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主角王亚芳，但是酝酿几年，总不能落笔。不过我想写抗美援朝这个题材，经过几十年历史的沉淀，到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如果还是按照跨过鸭绿江，进行剧烈战争，取得胜利这个旧的公式来写就没意思了。经过长期思考，我意识到必须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书，把抗美援朝战争提到世界意义上来处理。因此决定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线，上溯一百多年前的华人在美国修铁路，下延到现代中、美社会生活，这样，这一场震撼世界的战争的含义，通过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提高到正义战胜邪恶的人类哲学的高度，不局限在朝鲜半岛，扩大到太平洋———就是扩大到全世界。文学是以感情动人的，通过一条爱情线索，写出坎坷困苦，悲欢离合，从中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神魄，这样从今天的视角写几十年前战争，我称那场战争为美国的滑铁卢之战。我为这部小说确定这样一个设想，在时间的跨度上，地域的跨度上，必然要采取时空交叉的手法，不过，这是现实主义。我认为现实主义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就不同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何况又前进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现实主义只有吸收新的创造，才有新的生命。这是人生的现实，历史的现实，悲剧的现实，不过这不是悲哀，而是悲壮的现实。人，伟大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创造一切，正是这精神的凝聚，也许就是我这部书的主题。我同汪琦商谈数年之久，但总不能下笔，写散文开端难，写小说开端也难，谁知当我从苦涩的灵魂中崛然而起时，我却很顺利地写了开篇。
　　我写这部书有利的条件，是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熟识在残酷暴虐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朝鲜人民；我到美国看到美国正反两方面，我结识了很多善良友好的朋友，也看到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恶势力；当然，我也从那场惨暴战争中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凝聚力，我理解到这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运动。可是当我构思的一个大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时，我还需要一些具体、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哈佛大学，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就不得不乞求于第二手材料作为虚构的素材。于霞君主任作为交换学者是住过哈佛的，我要求她跟我谈谈波士顿。但作为一个大的科室主任，不断有危难病人需她抢救，可是她还是热心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她说：“我介绍一位比我还熟悉的人跟你谈。”不久，有一位年轻的白衣天使到我这儿来了，这就是“神经科主任王鲁宁”！
　　我握住她的手，我不无歉意地说：
　　“你是忙人，我怎忍占你时间。”
　　“我老师（指于霞君）给我任务，我一定要完成。”
　　如果说罗毅教授给了我人生的生命，那么王鲁宁主任则给了我创作的生命。她诚挚、她热心到我病房来，跟我谈了多次，而且给我找了画册和书籍。
　　我还需要国内上医科大学学神经科的材料，恰好我的保健医生蔡建辉的妹妹蔡艺灵正是这样一位专家，她抽出宝贵的时间，详详细细跟我谈了她自己的经历。
　　我掌握了这些材料，我以每天五百字的进度，进入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我有了寄托，心情从悲恸中渐渐解脱出来，我的脑子完全扑在我所塑造的人物的命运、造化之中，我写到悲恸处常常流下眼泪，不过这不是失去亲人的悲哀，而是我所写的人物的命运的触动，当然在我塑造的人物的命运中也含着亲人的命运。但我在创造我自己的一个世界，我的心胸愈来愈开阔。我的病症也渐渐好起来了，我在医院住了半年，有一次罗毅教授来了，我跟她说：
　　“罗教授！我想我可以出院了。”
　　她说：“你回去行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真是万分感谢她，她让我写作，就是让我转移思念，我已经足够的坚强了，我就说：
　　“我可以了。”
　　果然，我回到家里，我没有一个休息日，坚持每天五百字。这四年里，我特别要感谢郑秋圃主任，非常关心我，给我特殊关切。我每次住院，一边治疗，一边写作，每天这一小时就如同跟我失去的亲人对话，我从中得到莫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以顽强的毅力，整整写了四年。到1998年3月，这一天，当我写到结尾处，我感情澎湃，无法抑制，我违背了罗教授的规定，一口气写了一个上午。我写完了，但我觉得对话四年之久的亲人忽然离我而去了，我一下扑倒在书稿上，我太苦太苦，太累太累，但我写完了！
　　当我把全部校样看完，《风风雨雨太平洋》全部完工，我打电话给罗毅教授，我向她报告全部书完成了，我也没有隐瞒，把那一个上午突击的遭遇也说了。我说：“最后一天我没听你的话。”
　　她听了说：“那是很危险的，以后不能这样。”
　　她那温和而关切的声音还在我耳鼓里回响。
　　我放下电话，回到沙发上，我潸然流下眼泪。我迈过神圣的门槛，完成了我的使命。
　　是的，这部书是用血写的。但是在我的心血中凝聚着汪琦的心血。她生前为这部书提出很多精辟的意见，在我写作中时时触发我的灵感，我一面写一面觉得她在看着我，投出期望的眼光；有时在梦中还跟她商量着一个细节、一种情思，是她精心、执著的品格，给予我以创作力量。她不在人间了，但我的心灵还受着她的扶持写出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拥抱了一个大宇宙，我剖析了一个大宇宙，是它告诉人间：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罪恶，作为人应当选择什么样战斗的道路。当然只要我生命在，我的心火就会燃烧，我一定活到底，革命到底，这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理想，我们生命的霞光。
　　汪琦去世已经四年了，但是我们的情感还像延河水一样在我心中清波荡漾，正是在延安茂盛的波斯菊的清香，培育了我们深深的情爱。如果这部书里留有她的品德与风度，也就算我对她的纪念，对我的誓言。我用一句话表达我们共同的信念，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心灵在延河。
　　1998年10月6日